皇帝的话太理想化了，这是唐三任的第一反应，任何时候官商勾结都是无法避免之事，皇帝不可能保证天下所有的官员都能奉公守法。

工厂主为了利润压榨工人，官员却因为收了工厂主好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处置。工人与工厂主相比完全是势弱的一方，官府不给做主的情况下工人基本上都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陛下！若是官商勾结，官府对工厂主压榨工人视若无睹怎么办？”

“绕来绕去又绕到了监管问题上，朕从来不吝用最大的恶意揣摩人性，人性本恶。只是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生存给自己定下了各种需要遵守的规矩，任何时候权力失去监管都会出现问题。

这方面已经属于吏治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方向，朕想说的是以后学堂的学生毕业之后，优先安排到各个皇庄、王田按照我们新的基层管理方式，管理这些田土，为实现我们设想中的体制做准备。”

“陛下是打算把皇庄与王田全部国家化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要同时执行两种方式，一种是皇庄与王田这种国有化模式，耕种者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这样他们在着急的时候，才不会卖地应急。

另一种就是极致的私有化，让士绅兼并更多的土地，形成大规模便于机械耕种要求，以减少人力消耗，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

当然两种方式都需要缴税，我们要观察一下税后到底是小规模种植获利高一些，还是大规模农场模式更有利润。

国家的税收政策越简单越好，以后朝廷的税收就分三大块，一份是归朝廷管理的税收，目前定为二十税一；一份是地方管理的税收，定为十税一。

还有一份是徭役，老百姓对徭役的恐惧其实更甚于赋税，一个壮劳力服徭役后，家里的田亩就只能交给老弱妇孺打理。尤其正赶上农忙的时候，家里的庄稼肯定要减产，我们在考虑百姓服役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农时，还有一个就是距离。

原则上徭役不出县域，也就是各县的活各县自己干，若是赶上出兵战争这样的大事，所需要的民夫采取雇佣的方式。

如此能让耽误了农时的百姓获得足够的补偿，不使百姓蒙受损失。”

“陛下！地方上的十税一该如何分配？还是县里收的税归县里，府里收的税归府里。”程芦山账房出身对钱粮问题特别的敏感，马上看到了地方税收的问题。

“老程说的是财政分配问题，谁收的税归谁分配最不可取，这会造成极大的贪腐温床，无论是朝廷收的税归还是地方收的税都要由专门收税的衙门进行收税。收税打不管花钱，花钱的不管收税。

原则上来说地方上的税收分配原则是三七分账，上一级占三，下一级占七。比如一府之地有七个县，每个县的税收有三成是归知府衙门分配。

一个省有五个府外加三个直隶州，那么省里就能从每个州府里抽出三成赋税，用作省财政度支分配。

这是农业税收的安排，未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商税收稳步增长以后，我们还会逐步降低农业税收，直到有一天我们不用征收农业税收，也能维持国家运转，进行良性循环。”

“农无税！”唐三任与程芦山齐声惊呼。

“这不好吗？”

“陛下！臣不是泼您的冷水，这个目标定的太高了吧！就是先贤所说的大同社会也做不到农无税吧？”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可以呢，你我君臣若是在有生之年能实现了呢！”

“若是真能实现农无税，臣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这可是青史留名之事，煌煌史册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这个历史时刻。臣作为参与者，与有荣焉！”唐三任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程芦山也是大声表态：“若是能达成这个目标，臣还在乎什么公平不公平，能参与进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政之中，已经是臣最大的幸事。”

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的官员对于青史留名有着热切的渴望，与青史留名相比财货真的不值一提。

激动过后，唐三任敏锐的发现若是真的实现农无税，士绅们依靠垄断土地获得话语权的作用便会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以工厂主、商人为代表的新兴利益集团，毕竟人家交税了获得话语权就是天经地义，若真如此这大明王朝今后的走向还真有些看不懂了。

“陛下！商人重利轻义，以商人为根基天下只会到处都是奸滑之人，时间长了肯定会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

“朕今天跟你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建立的是工业国，不是商业国，我们需要的是大国工匠，需要的是有开拓精神的工厂主。

商人只是其中的点缀，从前商人掌握不了权力，今后也不可能让商人掌握权力。

这天下没有商人不行，无法做到货通南北，朕可以让商人富贵，却绝不会让商人左右朝廷的政策。”

“那未来的选官制度该怎么定呢？商人交了那么多的税，总不能跟如今这样商人不允许参加科举，以打压商人的地位。”

“今后的朝廷官员任何人都不允许经商，包括其家人，而家人也包括所有的直系亲属，同时也会严查所为的挂靠，比如将手里生意挂靠到外人手里，实际上还是在自己家人中，发现这种情况，一经查处将会严惩。

官员上任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卸任之后同样也要公布财产状况，若是卸任时财产出现比上任时多出太多的情况，该官员必须说明财产的来源，若是对不上账，那对不住了，全家抄家流放。

这么做的前提是官员的合法收入能够让官员过上体面的生活，防止贪腐与官商勾结首先要做的是让官员有维持体面生活的俸禄，然后才能用法令的方式限制其违法的行为。

使得官员在违法之前先要衡量一下违法的成本，一旦违法被抓获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