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的汇编。逻辑和语言一样，平时感觉不到它有多重要，而只有在思想混乱一团时才感到其必不可少。逻辑是整理思想和知识的框架，没有它，理论和科学都无从产生，曾鹤龄等人毕竟是大明一等一的人才，目光还是有的，逻辑学的好处其实用不着他多说，凭着他们的才学是能体会得到的，这就是大明士大夫的好处，对于学问，始终抱着上下求索态度，而杨峥也得感谢这种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让他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逻辑学渗入了这股风气当中，他相信自己今日注入的这股风气，很快就掀起怎么样的风波，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趁着这股风波，尽快整理自己书籍，让风波变成风浪，那时他的目的就也达到了。

好在三年前，他也来这个时代的时候，除了一身另类的衣服外，倒也带了几本那个时代的书籍，比如《金ping梅》啊，《西游记》之类的，最奇怪的竟有几本《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的逻辑学的数，还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以及唐顺之、戚继光等兵书巨着，当时没在意，如今一想，也亏得当日带来了，要不然还真不知该如何应付这帮好学的天之骄子。

这一日的风波果然如杨峥所料，他的逻辑学先在翰林院被人四处传说研究，然后短短一天的功夫，就传到了庙堂之上，那些言官平日里诵读就是朱程的理学长大，从而做官，对朱熹的理学可谓是奉为经典，哪里容得别人说三道四的，立即开始弹劾，这个说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属，为第二性，理就在这儿，无须什么逻辑学让世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认为杨峥的逻辑学是蛊惑之语，不应该让杨峥担任翰林院掌院一职。

另一个则说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所以朱子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逻辑学来辩论！“

最后不少老学究也认为，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

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天理就在理里面，无须依赖于公里、推理规则和定理的客观真理，所以杨峥的逻辑学不学也罢！“

在一片的声讨声中，三杨中杨溥有些看不过去，站出来大声道：“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这段话是说，多少年来，科举制沿袭下来，使为学问者都不能免此。然而科举取士的标准，是看其做文章的技艺如何，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这样，它引导人们习尚的只是对技艺的追求和唯利是图的风气。像这样，怎么能不使人“喻于利”，又怎么能不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呢？

所以，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立志，就是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而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去名利之念，不徇流俗，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他以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否则，“更历之多”、“讲习之熟”，也只能适得其反。

故他说：“为辞章从事场屋，今所未免。苟志于道，是安能害之哉？”“士而有识，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进不负所学而有以自达，使千载之弊一旦而反诸其正……。”只要为“士”者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去就”，就可使科举的“千载之弊”而得“反诸其正”。

虽说是从南宋心学上支持了自己，但一来，杨溥位高权重的身份，二来杨溥的人品，素来为时人所敬重，他这么声援杨峥的逻辑学，那足以说明，这个逻辑学还是有些好处的，一时反对声音小多了，三来，这段话是南宋理学大家陆九渊所说，此人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

学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于读书﹐则最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熹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九渊的教法太简易﹐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熹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

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着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此举虽没分出身负，但从南宋后，不时有人质疑朱熹的学说，而朱熹的后人，门人也没能反驳，所以给世人留下了朱熹的学说是大有问题的，杨溥此时引用陆九渊的这番话，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朱熹的理学虽是科举必读之物，但也未必全然都是正确的，人家陆九渊早就质疑过，他质疑得，为何杨峥质疑不得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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