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全天候的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全天候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

京城着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生气勃勃的商业，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从土地上转了出来，尽管宋代农业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可随着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对商业充满了向往，宋神宗时历朝历代不受重视的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

商业的兴盛繁荣，甚至波及到了佛门。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这些看似不起眼，却是宋代国库来源之一。

除了这些外，宋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一个尚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可以说宋代的繁荣固然有农业的功劳，但最大的功勋应该属于商业，一个明明羸弱的王朝，却依托商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经济强国，这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在于，一个大一统大明王朝，在收入上竟还不足人家的零头，这说出来或许是个笑话，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巨大的落差，让徐朗也不得不对此事做出了过多的关注，竟过自己多日的潜心研究，以及杨峥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宋代从传统的农业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在通过宽松的环境，律法上的优待，以及对商人体会的提高，甚至对商业的扶持，技术上给出支持，造就了宋代商业上的传奇，大量精致的商品吸引大量从依靠土地过活的百姓，使得他们开始依赖土地，变成将土地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想卖便卖，并非不可能，至少没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这样的后果，必然造就了越来越多人从事工商业，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渐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国库的充盈，百姓富裕，商业的繁荣，让人惊叹的传奇，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那便是无意识的将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走出来，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而宋代的百姓选择了商业，朝廷也据此从中得到了实惠，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

只可惜，这种良好的模式，大明并没有更好的继承下来，虽说在商业模式上，明代继承了宋代，可在管制上太过死板，如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朝廷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一些无力经营的小商小贩，在头破血流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来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缚，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不变，且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百姓所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这样的后果即便是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也难以改变百姓的日复一日的贫穷，依赖于农业的国库，也难以充盈。

可以说大明延续六十年，时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苏州作为一个繁华的城池，他有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可以说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相较于汴京城好不逊色，事实上从宋代时，苏州城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甚至商业的发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与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逊色，能有这一番景象，说到底还是其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作物的数量增多，出现了茶叶、蚕桑业等商品性农业，尤其是蚕桑业后来居上，逐渐成为蚕桑业中心。除传统手工业不断壮大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成为丝织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金银制作业成就非凡，有“造作局”专门制造牙、角、玉等制品。商业发展冠盖东南，城中商业交易频繁，市场分工日趋细致，城乡经济联系更为加强，以至于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描写：“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

元代时“苏州城漂亮得惊人”，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闾而居，开凿为难”的说法，不难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况。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至朝廷设立了“织染局”，作为专门的织染机构。另外，民间协调和管理丝织业的行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其商业活动的数量之大和范围之广不亚于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国六十余年，苏州非但没有延续前朝的辉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时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这样一个繁华富庶的城池，竟连寻常的税收都难以维持，究其原因，当真全是洪武爷怒其张士诚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所造成的困境么，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赋税再重，能重得过宋给辽、金的岁币，给西夏的岁赐，以辽为例，就大势而言，澶渊之盟后岁币给绢银合计三十万匹两，仁宗时增加到五十万匹两，每年定期缴纳，比起这些，洪武加派的那点赋税着实不算什么，可就这么点赋税，苏州仍旧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华早已是昨日的黄花，若硬要说苏州破败的原因的话，除了土地对苏州的束缚外，的确在找不到任何牵强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农抑商，不得不将大半辈子埋与土地之上精工细作，这样的结果，固然为大明造就了不少粮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显，百姓没有更多的空闲，因为贫穷购买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购买力的下降，造就了苏州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必然减少商人的从业人数，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黄土，从而导致农业始终占据着苏州大半个江山，若说湖广一带到也罢了，哪里人少地多，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未必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