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从小训练出来的孩子组成的骑兵部队，战斗的素质和技能是极为惊人的，他们在马背上无论是冲锋还是快速撤退都能准确地射击敌人，换言之，所有的普通战士都是李广那样的神射手。这一点，他们几乎所有的异族敌人都无法作到。这也是欧洲军队在没有给予蒙古骑兵杀伤的时候自己就遭到重大伤亡的原因。

其四，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各部落的领导即是生活生产的管理组织者又是军事行动的管理组织者。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这些优点，造就了他们天生打仗的本事，虽说如今的蒙古是没落了，但即便是没落了，对于他们的战斗力谁也不敢小瞧了，朱元璋不敢，朱棣不敢，他这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落魄销售人员同样不敢，往日只觉得对抗蒙古，那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纵然要打，那也是朝廷其他的武将的事情，与自己并不多大的干系，却不想命运硬是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这对于他而言，既是一种难得的使命，内心深处他想通过战事，能很好的解决这一个依附在大明北方的威胁，他心里清楚的知道，明朝自建立之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朱元璋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以致“重兵之镇，惟在北边”。但当时明朝的国都在南京，朱元璋对远离京师的北方，又放心不下，于是就“酌周、汉，启诸王之封”，实行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陆续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洪武三年四月，首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十一年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

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朱元璋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扞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tai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首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等，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这样的造成的后果，如《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也就是说随着大明藩王戍边的消失，大明并没有很好的防护，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是蒙古始终成为了大明的心腹大患，并且伴随着大明两百多年的国运，期间甚至有灭国的可能，正统年的瓦刺强大，所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几乎彻底摧毁了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帝王所付出的努力，最终让大明有声盛转衰，后来的情况与正统年差不多，每次大明国力刚刚提升，总少不了鞑子的破坏，正统后，也先被阿剌知院杀死，致使内部分裂，瓦剌部势力逐渐衰落。鞑靼部却从此强盛起来。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最强。

成化元年，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来河套，出没为寇”。

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五年三边总督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加强北方防务，这个建议得到首辅夏言的支持，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他把计划收复河套的曾铣说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借此杀了曾铣和夏言。从此，明朝廷内再无一人敢言收复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从间道攻古北口入犯，长驱直入，掠怀柔，围顺义，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当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于是只得急调宣府、大同、辽阳、蓟州诸镇兵入辕，“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当时明朝集合了五万援军，但却未及储备粮秣，以致军粮缺乏，当援军会集京畿时，“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仇鸾虽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又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但却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恇扰不知所为”，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当政的严嵩认为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饱将自去”，暗示将官“惟坚壁为上策”，世宗也准备以“皮币珠玉”去向俺答求和。这样，明廷任凭俺答的军队在城外肆意掳掠达八日之久，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明朝又经过一场惊恐，度过一次危机。

俺答退兵后，于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贡市。世宗准许先在大同开设马市，后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但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初，俺答部又在大同边境骚扰，于是世宗下诏停罢马市，以致边境战事又起，明朝京师多次戒严。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十至，京师戒严”。四十二年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直到隆庆初年，形势才有所好转。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对九边的建设日益重视，边防因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蒙古贵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鞑靼内部再次发生矛盾，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翻脸。三娘子原为把汉那吉之妻，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们共同上疏极力主张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因与互市”，采取安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