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史诗《原乡》的诞生

《原乡》那些事、那些人

总导演 张国立

缘 起

（一）

几年前，台湾一个被世人淡忘的群体的命运被人们关注了。有一天，我读了一篇报告文学，是写台湾老兵故事的。读着读着，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久久不能平息自己的情绪。之后，那些老兵的影子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想拍一部这样的戏，想用戏剧的形式记录那段历史：“回家看娘”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竟被难以言传的人为原因阻隔了三十八年。

现在想，真是感谢那次冲动，真是感谢上了年纪之后久别重逢的纯真和执着。我约了我的好友邹静之来谈剧本的构想，我们是搭档更是朋友。我俩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他将能读到的和平时听说的台湾老兵们的故事加上他的感动描述着，我们聊得很兴奋。静之的许多亲戚至今还在台湾，从他那儿我知道了更多的老兵故事和他们的经历。于是我们有了计划。

沉寂数日后，我们如约再见。这期间我找到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我向静之一一展示。他便告诉我他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写“老兵”这个故事的编剧——陈文贵。

陈文贵，台湾编剧，是我除了静之之外合作最多的编剧。我们曾经合作过《铁齿铜牙纪晓岚》、《财神到》、《少年嘉庆》。“文革”前他从福建去香港接收家族遗产，几年后去台湾定居，对大陆、香港、台湾都有切身感受。他的这种经历，华人编剧中唯此一人有之。静之是动了心思的。我们约了文贵。

和文贵的见面，安排在一个假期，我们一起到了海南。我和静之不停地讲，文贵一言不发默默地记录着，一连几天如此。

就要离开海南了，傍晚我们一起在海边散步，太阳就要从海平面落下，海水是金黄色的，我们面向大海，看着那夕阳慢慢地消失在海平面。静之说：假如我们都是老兵，海的那边就是大陆，我们会作何感想？我无语，但那个画面一直印在我的心中。后来我把这个画面转化成了《原乡》的第一张海报：一群老兵站在海边，望着太阳从家的那边升起；海水的下面是泥土，泥土的那一端是他们的娘。

家，在他们心中那么远又那么亲。

（二）

当我拿到国务院对台事务办公室批准的电视连续剧《原乡》立项拍摄的批文时，距我的“海南策划会”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间我们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与文贵通了多少次电话。

三年后，是否能投资拍摄这类题材的戏？电视台是否看好？收视率是否会理想？年轻人对这段历史是否会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感同身受？这都让我对投资这部戏产生了一定的动摇。这几年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直接导致了影视作品的泛娱乐化。就像一个政府官员要考虑GDP，一个电视台的购片人要考虑收视率。我知道电视台的购片人员腻透了谍战，也不一定喜欢每个家庭都打架。尽管收视率作假屡见不鲜，可悲的是管他们的领导还是以那个“假率”为标尺。每一个做这事的人其实都是倍感压力，我能理解。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是这个戏投资大。因为每一个老兵的家乡不同，我想拍就得拍出地域的不同，这个戏要去台湾拍摄，要去香港拍摄。对于我们来说，这不仅是操作班底大的问题，花钱多少心里也没谱。圈内一些朋友读了剧本都说这是一部写人性、写人情的戏，相信会打动人的。天啊！相信，只是相信会打动人心。可是投资、回收、收视率都是那么地具体。两难：不上这个戏，对不起三年来付出多少精力的文贵、静之；上这部戏，又真怕赔了这三年的苦心还赔了钱。今天的我是多么地世俗，比起看到报告文学时热泪不止的我，简直判若两人。

那段时间我正随着冯小刚在山西的荒山野岭拍摄电影《一九四二》，收工之后为了保持灾民那种疲倦感，我有意识地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喝咖啡耗着时，就看凤凰卫视播过的那些老兵的纪录片。我欣喜，我仍被那些质朴的情感所感动，我的眼泪还会为他们而流。就这样，拍《原乡》的决心也就定了下来。

来的都是朋友

《原乡》中的演员与我都是有交情的。

陈宝国。我忘了是哪一年认识的他。那时的我们没有今天这么忙碌，他是一个火过的演员 。记得多年前一部《赤橙黄绿青蓝紫》已经让他声名大噪。我最喜欢的是他在电影《神鞭》中的表演，一看就知道他是在用心演戏、用心创作的演员。演员与角色融为一体。该拉架时拉架，该走心时走心，不多不少；不拘泥于生活，又不失表演的力道。我喜欢。后来很长时间，与人谈表演、谈人物的塑造时必举此例。

张国立、陈宝国老友相聚

可是我们那时在一起玩的时候几乎不谈表演，那时候外边的生活没有今天这么丰富。我们就凑在一起打个小麻将。打了几年麻将，总共加一块输赢不过几千。我家住在21楼，晚上电梯过了12点就停止运行，他们时常要走下去。每走一次都要抱怨几天，但过些日子还来。记得有一年冬天过了12点，他们又摸着黑往下走。楼道里寒风往上灌，他们一个推着一个都走不动，风愣是把他们给吹了回来，我们只好添酒回灯重新开战了。从那以后，他是真不来了。牌局散了，电视剧的春天却来了。我俩从此天各一方，不停地拍着电视剧，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

我知道他很多片约，很可能没有档期。可是我心里特别自信的是只要我开口，宝国不会拒绝我。电话那一头的他果然言道：派人把剧本送来吧，我审查审查。于是他来了，出色的表演让我时常想说“无可替代”这句话。我相信，这又是他的一部佳作。我知道用命演戏的人传递出来的是真情。

马少骅。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三十年前贵阳枣山路的一个新华书店前认识的。“文革”刚过，读书蔚然成风。一些世界名著、中国古籍书、中国四大名著纷纷再版上市，人们要彻夜排队去买书。那天天刚黑我就去排队，到了书店门口，已经排了很多人。只见一个年轻人在给大家发放自制的号牌，他就是马少骅——当年是贵州省话剧团学员。他也是来排队买书的，并自觉担当维持秩序的人。那一夜我们相识了。他可是个喜欢聊戏的人。他是京剧世家出身，热情专注。因为我们的单位总部那时也在贵阳，所以后来我一到贵阳定会去看望他。那时候没钱，没有请客吃饭这样的事。但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太朋友太义气的事了：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台词老师，教我怎样把普通话讲得更标准。后来我也为他做了一件很朋友很义气的事情：有一年，珠影厂同时选中我们两人在一个剧组扮演角色。他演孙中山，已经定了，后来又通知他换人了。当时这对他打击很大。我已经定了没换人，但我自己不演了，陪着他一同离开了剧组。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考戏剧学院去上学、毕业调动工作都告诉了我。一晃三十余年，我们都老了。这次来剧组，我们一直互叫“老东西”。这个老东西永远不给剧组添一点麻烦，对表演还是那么挚爱和执着。每场道具的设计、每句台词的口气都认真安排。只要没他的戏，他就去各个名山古刹与高僧大德交谈。到台湾后星云法师他也去拜会了，就连我皈依的法鼓山他也去了。而我忙于拍戏竟没有时间去，看见他这么有心，我都改口叫他“马菩萨”了。马菩萨的这次表演可圈可点，很自在。

李耕。动画片导演。作品拿过国际大奖。但他却把专业当业余，把表演当专业。人称京城铁票友。多大腕儿导演的戏他都露过一小脸，多大腕儿的演员他都合作过演戏。这些经历让他至今不着调。

和他是在1988年拍《顽主》时相识的。后来我闯京城无所事事时几乎常在他的家中。他的最大爱好是倒录像带。把LD上的电影倒在录像带上，分发给朋友。要带子的人必须在他那儿买录像带，他用批发价买，用零售价卖，挣点差价养活他的录像机。说句公道话，他这买卖没赚到钱。录像机磁头是有时间寿命的，到了时间就必须换磁头，一换就是好几百，贴上挣的差价还要掏点腰包。

张国立为李耕讲戏

那时候我们很穷，买不起录像机和录像带，就挤到他的家中在他倒带子的时候蹭看。我住阜成门，他住辟才胡同。他看我每天走路过来辛苦，就自作主张让老婆李勤挤公交车上班，把老婆的女士自行车让给我骑。

除了感动，我还暗下决心，等我有了钱，一定给李勤买辆新车报答。但直到把那辆车骑烂了，我也没挣到可以买了车还有饭吃的境况。

后来，我们俩一起去给大腕明星拍MTV。那时，歌星是很有钱的，他们能拿出几万元拍自己的歌儿。我们刚接触这新鲜事物，拍得认真。拍完一首歌一算账，盈利最多的是一千多元，最少三百多元。李耕总是说，你出力多，多拿点。平分大数之后，把零头给了我。

再后来，他去办了广告公司，成了老板。拍广告他没让我参与，让我给他写创意，用了我的创意就给我钱。那时他已经有汽车、大哥大了。我也从内心把他当成老板，天天认真地听他布置广告创意，不停地写。最多的一次他给了我3000元。

再再后来，他的公司倒闭了。我那时开始导电视剧了，我收留了他。他几乎在我导演的每部戏里都有角色。

再再再后来，我把他倒闭的公司收购了，卖了旧设备，给他置了一套新设备，还给他一个视觉总监的职务，给他发活让他干。可我发现他的心思不在那儿，还是想演戏。我拿他没辙，一想批评他就会想到我最困难时他对我的好。这就叫“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吧。只好又带着他上了《原乡》。有一天在现场他突然对我说不知道这场戏怎么演了。我说：“坏了，你真成了专业演员了，走心了。”他甚至还会拍完一场戏后要求我：“导演，再拍一次吧，刚才那条我演得不够好。”从此，我也把他当成专业演员要求了。这部戏是李耕成为专业演员后出演的第一个角色。工工整整。相信这个演员前途无量。只是年纪稍大，往偶像演员上发展的可能几乎是没有了。

奚美娟、朱德承、宋晓英几乎每一个人我都能写出与他们相识的往事。他们能和我一起完成这部戏的创作，都给予了我充满友情的支持和帮助，让我内心充满了对这些友人的感激之情。

这个戏成了

戏终于开始拍了，我们选择了在厦门拍一部分台湾的室内戏，台湾的许多建筑与厦门的闽派建筑是一脉相承的。加上气候相似，窗外的植物也极其相似。就连台湾演员到我们选的景地拍戏也觉得他们好像还在台湾。开机的场景在陈宝国扮演的路长功的家里。全天都是他的戏。一些过场戏倒也轻松，但夜戏来了一场重头戏，他演的警备司令部的官员，正在办理老兵偷偷返乡的案子。老兵们去到了他大陆的老家，用摄像机拍下了母亲对他说的话。电视机里是没有母亲说话的内容的，我在旁边给他搭词，他听到母亲的第一声呼唤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忍着不敢喊出“妈妈”，眼中泪如泉涌。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眼中都挂着泪水为他鼓掌。他在一边默默站着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情绪中。作为一个导演，我知道，刚开机不应该先上这么重的戏。但由于场地和其他演员还没到位的缘故，只好勉为其难了。这也是因为宝国是一个可以驾驭角色的演员，若是新手，真是不敢这样安排，太难为人了。由于这几年在厦门拍戏的剧组太多，剧组又疏于管理，留下很多后遗症，致使很多我们选中的场景都不接待剧组，可以想象人家多恨摄制组啊。打着张国立、陈宝国的旗号也不灵了。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领导也不行，领导说：“开过会，说不接待摄制组。你们来了也不能破例啊。”我很尊重他这个说法和做法，如果那些犯错误的领导都能这样遵守纪律，哪至于受囹圄之苦呢？

陈宝国的哭戏感动了所有工作人员

山穷水尽，无路之时，静之求救于福州市原市长郑松岩。郑市长当政时修缮了福州最负盛名的三坊七巷。那时他让静之请我去一起抓一个三坊七巷的故事，我竟忙得一直没去。郑市长不计前嫌，在福州接待了我和静之，在福州跑遍了大街小巷，像一个制片一样陪着我们选景；还把我们这个戏向市委市政府推荐，宣传部朱部长接待了我们并认真听了这个戏的故事，当场决定入资支持。政府部门保证剧组在福州拍摄顺利，真是柳暗花明了，我决定转场福州。

那天福州的天气真好，我们搞了一个福州开机仪式和发布会，这回搞得大。有政府撑腰了。有郑市长这个自称是福州制片的兄长支持了，各路投资方都来了。任仲伦，上影集团董事长，我俩相识于电视剧《忠诚》剧组，从此成为好友。我比他年长，但从来我都称他为仲伦兄。香港银都机构林炳坤代表董事长宋岱来参加发布会。华谊兄弟管电视剧的杨善朴也来了，我俩从《琉璃厂传奇》之后就成了朋友。在这圈里，咱还就是朋友多，人缘好。福州市政府的领导、朱部长和市台办的领导都来了，重视，这真比在厦门的时候感觉好多了。在那个发布会上，我们发布了《原乡》的第一款海报。按照当年和静之、文贵在海边时的印象而产生的画面，几乎被原样印了出来。大家都说很有意思。台湾的演员同仁都想要一张留作纪念，可我们这拍电视剧的制片人，真的没敢把钱花在印海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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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先生

《原乡》福州发布会现场

《原乡》第一款海报发布

“海峡号”赠送剧组船票

郑市长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那天发布会上，来了平潭“海峡号”的运营方——福建海峡高速客滚航运有限公司的领导，他们拿了一张大船票送给了我们，他们承诺《原乡》剧组全体人员可免费乘坐直航客轮“海峡号”赴台中。

发布会上我们播放了一段在厦门期间拍摄的戏的片花，大家都感觉很好。宝国看着眼前的热闹，和前几日在厦门的每天在现场都是外联对我说这不让拍那不接待相比，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再看到片花中呈现出来的人情味和质感，他说：这个戏成了。

《原乡》启航

坐“海峡号”去台中拍戏那天，天气好极了，海上风平浪静的。这次我还被“海峡号”封了个“荣誉船长”称号。在启航前，我对前来送行的媒体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从来没当过官，今天当上船长，真的很高兴。今天穿的船长服不是戏服，穿上了就要为各位船员和乘客服好务！”说的是玩笑话，其实我们拍好戏，也是为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服好务。

平潭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只有68海里，船很快到了台中，我这个荣誉船长换下船长服准备下船了，我突然想到了让真正的船长给我签个名留作纪念。于是我摘下帽子，让我们的船长在帽子上签上了字。他们边签字边说我们还想让张船长签字呢，没想到你先让我们签了。这一趟航行，让我终身难忘。老兵回家的路，曾经那么远，其实这么近。

上岸，对岸关口的一位处长看到了我，大叫了一声“皇上来了”。看来《康熙微服私访记》在台湾的播出影响还真是不小。他问我：“到这儿拍戏吗？带那么多人。”我说：“是的，拍一部关于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故事。”短短的几句交流，我们就像是朋友一般，他身边的同事开玩笑说：“处长，跟着皇上，你改大总管了。”

张国立担任海峡号“原乡”航班荣誉船长

船长签名的纪念帽

张国立与船长合影

胡志强的宴请

抵达台中，市长胡志强为我们接风。

胡市长说：“我看过这部戏的故事，这是一部写人性人情的故事，令人非常感动。作为台中市市长，我欢迎你们到台中来拍这部戏。我们应该把那段历史用戏剧、文字各种形式记录下来，传给后人。既然无法回避，何不正面表达。”

席间，朱德承找到了老乡。原来胡志强是东北人。大家毫无忌讳地聊着各自的观点。我向胡市长转达了“海峡号”董事长王炎平的话：“‘海峡号’是沟通两岸经贸和亲情的桥梁。如果有老兵愿乘‘海峡号’去平潭，他永远免费。”胡市长谈到了平潭特区对台湾的意义和重要性。我突然想到一点，是否可以让市长与平潭特区的龚书记通一个电话呢？我试探着把想法告诉了胡市长，没想到他欣然同意了。我拨通了龚书记的手机，于是大陆距台湾82海里的平潭特区区委书记与台中市市长通了话。听到二人朋友般的通话，让我想到两岸那扇封闭了三十八年的大门，正是台湾老兵们用亲情把它推开的。看着两岸的地方领导谈笑风生地对话，再想到老兵们的境遇，觉得真是物是人非，令人唏嘘。

张国立、马少骅、朱德承与胡市长的合影

和谐的庙

台湾很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比大陆浓郁。街道全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名字，仁义呀、忠孝呀，楼盘也是叫富华、竹韵园之类。大陆这些年像是在去中国化，就连在偏远的地方盖个没有产权的楼盘也都会起个不搭界的洋名：拉菲庄园。台中的庙多，各供各的菩萨，但有一处却大不相同。五层高的大楼，楼面上坐着关老爷，很有气势。开机的前一天，我去拜了这座关帝庙。进了庙才知道，这五层楼里供着各种神明，不分门派、不分地域、不论分工、不排尊卑。大家和谐地住在一起，各司其职。爬了五层楼，除了管牵线保媒的那尊神和保生孩子的那尊神我没拜，其他的我都拜了。每上一炷香就默念一遍：各路神明，我第一次到台湾拍戏，请你们保佑我和全组所有同仁健康平安，拍摄顺利，天气随愿，不拖周期。

不知是巧合还是各路神明看我心诚，在台湾拍戏期间，三次台风，报的都有台中，台中市政府安排放假、学校休学。然而，这台风却扫了台北扫高雄，就是不在台中登陆。最不可思议的是，邓婕老师来台湾探班。头天就听到预报，两天内台湾有连续三个台风将至，邓老师怕台风把她留在台湾，担心家中的一双儿女，第二天就扔下我回北京了。走时还嘱咐台风来了就别拍了，歇歇吧，也让大家喘口气。哪知，台风又是在台北、台南刮，就是不刮到台中。大家一天没歇都好失望，但是我心里暗想的是神明显灵了，天气遂了愿，一天都没拖。离开台中的时候我还去还了愿，又求关帝圣君保佑这部戏能在台湾播出，不知道这事关帝圣君想不想管。

台湾眷村的街道

关帝庙

登魁先生的来访

杨登魁先生是我尊敬的朋友，我们相识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他听说我来台湾拍戏了，便从台北来台中探班。听我讲了《原乡》的故事，他对我说：“这个戏能赚钱吗？”我说：“从目前的电视形势上看，赚不到钱。因为我这个故事讲给了很多电视台的人听，没有表示要的，都说太文艺了。”杨先生听了马上道：“好，那让我投点资吧。你赚钱的我不投，赚不到的，我赔你。这个戏我喜欢。”就这样，我们这部戏又增加了台湾投资人，再加上香港银都机构，真正是两岸三地共同打造的戏。

然而，人生无常，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这本书即将付印的前夕， 2012岁末的某天一大早，我突然收到了来自台湾的消息：登魁先生去了……

那一刻，这位兄长的身影一下子就浮现在了我的面前：那个个子不高，永远精力充沛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去了呢？登魁先生，我记得几个月前在台北，你让我到你的办公室，我们聊着《原乡》这个戏，聊着如何能让这部两岸三地打造的戏也被台湾观众看到；记得我们兴奋地约定着下一次的合作，记得在你为我们办的《原乡》台湾试片会上，看到我们发布的片花时，你的眼眶中那止不住流出的泪水……

往事历历在目，让我不愿相信这个噩耗。可随后我又陆续收到不同渠道发来的消息……是啊，天不假年！登魁先生是真的走了，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放不下的许多事走了。

登魁先生，你走的时候，虽然《原乡》还未面世，但这部作品有你的心血，所有的《原乡》人和喜爱《原乡》的朋友都不会忘记你在此片中寄托的心愿，我们共同的努力，也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台湾更是重要。台湾的粽子包得非常讲究，料特别足。我本来想给大家买粽子过节，没想到负责给我们找群众演员的我们称为“群头”的那位先生早就给大家送来了粽子；中午，台中市文化局长和新闻局长也送来了粽子；眷村周边的居民也送来了粽子；给我们送餐的外卖也送来了免费的粽子。在台湾过的这个端午节，粽子吃了几天也没吃完。每一粒粽子似乎都是包着浓浓的情义和中国传统的味道。

老兵

听闻我们在眷村拍老兵的戏，许多老兵都来探班，有的一坐就是一天，为的只是听几句乡音。特别有印象的几位，现在我还时时想起。

（一）

是儿子告诉他，他住了五十年的眷村来了一组大陆的摄制组，拍一个反映老兵想回家的故事，导演是那个演皇上的。

他一大早就让老伴陪着到拍摄景地来了，八十三岁了身子骨还很硬朗。见了我第一句话是：“皇上，我是北京哈德门的。”那一口纯正的京腔让我错以为自己在北京拍戏。他不停地说着，他是民国九十八年，蒋经国先生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那一年回的北京。那一年离他退休还差两年，如果干满两年退休，他可以拿到丰厚的退休金。但是这两年他不能等了。因为刚开放探亲时，有公职的人不允许探亲，他毅然办了退休手续，踏上了返乡之路。他说：“我等不了了，我等了三十八年了，一刻也不想再等，我怕政策变了，如果停止探亲，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幸运，我看到了母亲。打那以后，每两年我回去一次，直到北京奥运时。”

老人聊天的兴致很高，我又不得不工作，于是我叫了剧组一位北京籍贯的工作人员陪着老爷子聊天。从那以后，他常来，时常带着水果和小食。戏快拍完的时候，我们告诉老爷子我们要离开台湾回北京了，那一刻，我看到了老人眼中的泪花。

（二）

听口音就知道他是湖北人，乡音未改鬓毛衰。1948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他说他是骑兵，台湾只有这一支骑兵部队，一说就都知道骑兵旅，他的口气中还有点小骄傲。他是个军人，所以不善言辞，只是在一处不碍事的地方站着、看着。

我们会主动去找他说话。我们的场记小李是湖北人，就让她和他说家乡话，老爷子很开心。

请我们去家里吃饺子的湖北老兵

有一天老爷子突然对我说：“你能不能带着你的人到我家去吃顿饺子。我老婆虽然是台湾人，但他在眷村学会了包北方的水饺，很好吃。”我应酬地说了一句：“看哪天有时间吧。”

从那以后，这个老军人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今天有空吗？有时候我真想放下手里的活儿，去他们家。不为吃饺子，而是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

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如果这部戏能在台湾播出，我一定在去台湾做宣传时，到台中雾峰的大爷家吃顿饺子。

台湾发布会

台湾发布会，杨千霈、潘丽丽谈《原乡》落泪

辛苦的拍摄终于结束了，在台中的33天拍摄中，有不少台湾的媒体朋友通过各种渠道要到剧组采访，因时间的关系总被我婉言谢绝，我想离开台湾前总要感谢一下大家。登魁先生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我想招待会不能光说啊，应该让大家看到一点什么吧。于是，要剪辑师苦干了一个通宵剪出了一个十分钟的片花，在记者招待会上播放。播放过程中我发现身边的登魁先生眼中含着泪花，再一看周边的演员们一个个都在抹着眼泪，特别是在我这一家中扮演妻子的潘丽丽和扮演女儿的杨千霈哭得最厉害，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个不止。我就突然想起了宝国说过的一句话：这个戏成了。

顺利在香港开拍

香 港

繁华都市中的棚户区——调景岭

老兵与香港能有什么关系呢？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作业。当年国民党军队撤回台湾，一批人滞留在香港调景岭，他们的命运更为戏剧性。他们的身份不是大陆人也不是台湾人，更不是英国人，于是他们成了寄居香港的政治难民，回不了大陆，去不了台湾。听说，马英九的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分子。当年九儿生在了香港九龙，英九和九龙似乎有点关联。

拍摄调景岭戏的那一天，天气极好，天蓝云白，气温高，身上的汗没干过。中午最热的时候，我们在拍着。我正看着监视器，突然听见一阵掌声。我抬头望去，原来是我的好友冯小刚和华谊老板王中军来了。见到了冯小刚，演员和现场工作人员都很兴奋。中军问我这景是在香港搭的吗，我心想，他哪里知道香港这么繁华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棚户区。小刚要走了，待了不足十分钟，并约我收工时一起吃饭。那天的饭吃得很隆重。我对小刚说：“今天的菜点多了。”他说：“给你补补，看着你们拍电视剧的太不容易了。”我突然明白，原来拍电影的和拍电视剧的是两个“阶级”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