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肯定想不到，在你离去之后，报社一下子变得乱糟糟的。而我因为失去了你，无心去关注他们的纷乱。我的心被痛苦击碎。每天我还像以前那样去上班，但是我清楚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它真正的意义和精髓，我无论是今天去了、明天再去了我依然不能见到你，我已没有可能在楼道里与你相遇，看你一个微笑和一个亲切的眼神。对我来说现在单位里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在等待和期待我，也没有我等待和期待的人。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所有的生机和快乐都与我无关。

你走了，把我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你带走了我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你带走了我的灵魂，我只有空壳留了下来。现在我就像钟表的指针一样机械地行走在自己的生活里，单调而刻板。

原来我的生命里有你的生命，即使在默默等待你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一样充满了苹果花一样芬芳的爱情。而现在，我的身体、我的血液、我的心因为你的离去在冷却，不可遏制地变得冰冷，结成冰块，像死一样没有生气。我用自己的胳膊把自己环抱，但我仍然冻得瑟瑟发抖。我没有办法抵挡和驱赶那种彻骨的寒冷，多么绝望！我想着你，想象着你并没有离去，你随时可能出现在我的面前，用你的拥抱来温暖我。但我知道这一天再也不会有了，你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我流出的眼泪竟然也像死亡一样冰冷。

每到夜里我对你的思念会变得更加强烈。还记得我们幽会的那些夜晚吗？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无法言说的幸福时光！每次在你到来之前，我都会坐立不安，我会一次次跑到门后，聆听电梯升高的声音和你穿过走廊一点点走近我的脚步声。我总是在打开门的第一秒钟扑进你的怀里，你说我就像一个撒娇的小女孩。我的确对你怀着初恋一般的感情，即使我躺在你的怀里，也一样会忍不住思念你。我告诉过你，我对你的感情那样浓，浓得化不开，而你宽厚地笑着，满怀柔情地把我抱得紧紧的。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在幸福中晕眩，以为此生得到和抓住了我想要的一切。尽管你从不对我承诺，从不对我说一句关于将来的话，我也曾经为此暗自失落，但我心里还是始终有一种安定和温暖的感觉。女人是相信直觉的，我知道我拥有着你。

你离开我不知不觉间已经数月过去了。那时还是槐花飘香，现在已是冷雨敲窗。你在哪里？你那边冷不冷？你那边是否也一样雨下个不停？你知道这么久了我依然在内心深处呼唤着你吗？我为你凋零了的哭泣，我为你消逝的音容笑貌哭泣，现在再没有那份熟悉的温情和温暖来慰藉我寂寞的身体和心灵了！

可是你竟然在睡梦里也不来与我相会，我难以相信你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有时候我觉得你好像依然活着，尤其是报社里的那些人提到你议论你的时候，他们给我一种错觉，似乎伴随你生命的一切活动仍在进行着，并没有终止。

我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了不少关于你的传言。他们——那些你昔日的同僚和部下对你议论纷纷，而且颇有微词。他们说你这样那样，把你说成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分子。他们太让我吃惊了！在你活着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样的，他们态度谦卑，恭顺有礼，他们请你吃饭，给你送礼，请你帮忙，托你说情，车接车送，陪来陪去，对你奉若尊长，亲如家人。可现在他们露出的完全是另一副嘴脸。我把他们看得越来越清，也越来越透，知道他们都是一群长着锋利牙齿的人，他们本质上都是些带着远古记忆的嗜血动物，平常用衣帽一本正经地包裹起来，一有机会还是要露出动物的原形，蜂拥着、争抢着去品尝血的滋味。这也是他们单调沉闷的灰色生活里的一点调味。

他们所做的这些都深深地刺激了我，我的心因此而伤痕累累。

有一件事特别刺痛我，我听他们说在你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数额巨大的钞票之外，还有……还有好几张你与一个女人的合影。乍听之下我心跳不已，我以为他们说的那个女人一定是我。我昏头涨脑地回忆我们在一起都拍过哪些照片，你有可能把哪几张照片放在了办公桌的抽屉里。我知道你一贯都是相当谨慎的，你甚至让我小心不要把你和我拍在同一个胶卷上。因为你的在意我们的合影寥寥无几。只有一次，那时还是我们相爱之初，那天我过生日，你兴致特别好，我们在我借住的房子里自拍了几张合影。那是我拥有的不多几张和你在一起的照片，我至今秘不示人地珍藏着。除此之外我想不起来我们还在何时何地拍过合影，除非是报社年庆时全体人员的合影。——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所说的照片上的女人竟然不是我，而是会计室里那个庸俗妖艳的女会计！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告诉我，这是真的吗？！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告诉我什么都对我说的吗？你不是说你对我充满信任毫无保留的吗？可你从来没把这样一件事告诉我啊。你知道吗，这个传闻当场就把我击垮了！他们说得言之凿凿，活灵活现，我将信将疑，内心痛楚。最让我伤心的是如今我已经没有办法当面问你了，而你也没有可能给我解释了。

现在我很怕去上班，很怕碰到那个蛇一样扭动着细腰的风骚女人，她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样刺向我的心脏。可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心里也仍然在为你辩护，我对自己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有时候想想，这样的日子，真是看不见一点光亮。我经常长时间地发呆，就像一潭死水。我能感觉到自己在一点一点地老去，心也在一点一点地枯萎。只有在那些月圆的夜晚，我会十分难得地萌生出一点渴望。我把自己脱光，让裸露的肌肤沐浴在窗口透进来的月光里。我在幻想中感受着你的体温，想象着仍然和你在一起，你就在我的身旁，我甜蜜地依偎着你。而当幻觉消退，我的心比任何时候更觉凄凉。

现在我而睡再不是为了和你，只是为了在心里和你片刻相聚。我与你也就仅剩下这一点点的联系了。

我心中的疼痛和悲苦无人知晓。

我能感觉到你在渐行渐远，而我也是一样。我清楚总有一天我会完全把你忘记——就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走近，就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肌肤相亲。

没有身体之后我就像一个梦一样飘忽不定。对于现实世界来说这个“我”已经不存在了。我只是一股气流，一股烟尘，或者只是一段思绪，一段记忆，或者什么也不是——连我自己也无法形容这个“我”究竟是什么。但我却仍然坚定地留在我曾经工作过并且深深热爱着的这个地方，不愿离开。

在许多个深夜和白天，我在报社长长的走廊里徘徊，从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准确地说是从东头飘到西头，再从西头飘到东头。我比空气更透明无形，比灰尘更容易被风吹散。没有人能够看得见我，也没有人能够感觉到我，甚至连我爱的人也不会知道我就在她的身边。我是一个被人忽略了的人，我也是一个快要被人遗忘的人。

尽管现在仍然还会有人提到我，有时甚至是频繁地提到我，但是他们提到我的时候完全是另外的言辞和另外的嘴脸，而我从他们嘴里出来也完全成了另外一副面目。同样是这些人，在我活着的时候他们笑脸相迎，殷勤备至，他们知冷知热，比亲生儿子侍候得还要周到。不过我也不计较这些，因为计较毫无意义。“人一走茶就凉”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我不指望到我这儿会例外。我承认如果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肯定也会和他们做得一模一样。

我深知自己，因此也了解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也同样是沽名钓誉，也同样是不择手段。我谗上欺下，见风使舵，颐指气使，落井下石，甚至比他们更有过之无不及。我从来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也不会拿“高尚”这样的概念来局限自己。我也从来不是一个超脱的人，因为根本超脱不了。对我来说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利益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你不去争夺就会属于别人，我就是这样苦争苦斗地度过了一生。我周围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和我一样，只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歇手。我很难断定这到底是好是坏。其实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尤其当走完一生回头去看的时候更是如此。

以前我听过这样一句话：世上最深不可测的是人心。我是深知人性的阴暗和残酷。我活着的时候都没怎么在乎过别人对我的批评和攻击，死了自然更加不在乎了。现在我是真正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了，我再不会和任何人争权夺利，也再不会和任何人为敌。我飘浮在一片苍茫无边的虚无之中，现实世界的阳光照不到我，现实世界里的利剑也同样刺不到我。

但是现实的世界仍然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远远地注视着你们的世界，远远地注视着你们。我看着你们制造事端，散布流言，看着你们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看着你们哭，看着你们笑，看着你们春风得意，看着你们走向深渊。我饶有兴味地观望着这一切，久久地久久地不愿离去。

这次民主选举的结果就像以往几次一样没有公布，但是传出的小道消息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沸沸扬扬。据说选票中提谁的都有，最多的一个人写了二十几个名字，最荒唐的是连扫楼道的王大妈也被提了名。除了这些故意捣乱的，提名还有种种说得出和说不出的微妙，据说令看到那些选票的主管部门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咋舌，谁都没料到这个许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先进部门的单位人际关系竟然如此错综复杂。

这还不算什么，最有轰动效应的是在投票箱里发现了一封匿名的举报信。

报社自从七十年代末创建以来一向以风气正为骄傲，而投票箱里发现的匿名举报信一下把这个骄傲给打破了。举报信是电脑打印的，密密麻麻的小六号字，打在比选票略大的一页纸上，没装信封，和选票一样折叠着投进票箱。举报信直接针对报社总编、副总编一级领导，对领导班子的进行了揭露。信上以阿拉伯数字为序一共列举了十八条，从领导班子私设小金库，擅自分钱，坐超标汽车，超标装修办公室以及从装修工程中拿回扣，到某某领导挪用公款，某某领导受贿，某某领导把单位的关系提供给家属做生意，某某领导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工作，某某领导喜欢拈花惹草等等，对报社活着的和死去的正副六位总编辑个个提到，一个也没有遗漏。匿名信中对死去的温伯贤言辞尤其激烈，列举他的劣迹的条目也更加具体详细。领导班子事先绝没料到这次民主竟然民主出这么一个后果，连一向稳健潇洒的徐达脸上也没有了沉着淡定的笑容。每天他一到单位就步履匆匆地穿过楼道直奔自己办公室，进去之后立即紧闭大门，经常是整整一天都不再露面。

匿名信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一两天之内报社内外就都知道了，而且事态的进展也不断通过大家口耳相传在报社内部和兄弟部门之间不胫而走。据说上面也非常关注这件事，对这封投放在投票箱里的举报信十分重视，立即派了纪检工作组进驻报社，进行全面的调查。

报社的职工每天一上班就能看见几张神情肃穆的生面孔从楼道里匆匆而过，直接进入到大会议室，大家不由心怀忐忑。没事的时候的确有人盼着有点儿事，可是真的事到临头又都不约而同盼着太平无事。毕竟这是个吃饭的地方，没有谁当真希望自己的饭碗被打碎。纪检的几位一到，报社立时气氛肃然，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

自从调查班子到来，报社除了每天照常发稿出报，其他事务能停的暂时都停了下来。会议、传达、业务学习、集体活动等等一概被取消了，连每星期作为工作程序一部分的选题会和评报会也同样被取消了。每个星期总编室给各采编室发一份选题目录单，上面列着不知由谁提出和确定的报道题目，采编室再把这些题目分配到人，让编辑记者按图索骥把稿子组织和采写上来。总编、副总编基本上不过问下面的工作情况，同志们也不知道领导在忙些什么，领导和群众就像油和水一样分离了开来，报社变得死气沉沉。尽管订报和买报的读者可能一时还察觉不到报纸和往日有什么不同，但报社内部的职工都清楚地看到这些日子出的报纸质量明显下降，选题雷同，缺乏新意。有时候用过的图片竟然又一次使用，甚至出现在同一天的报纸上。领导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人去管。报社高层的工作重心已经迅速转移，每天领导们的头等大事是忙着应对工作组的调查。

业务一放松，大家有了更多的闲暇凑在一起议论纷纷。下面议论最多、最广泛的是那个写匿名信的人究竟是谁，其动机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渐渐地漫无边际的谈论和猜测有了一定的方向性或者说指向性，有人明确地说这肯定是一个想当官想疯了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把水搅混甚至把屎拉在锅里，此人想整垮领导班子自然是为了给自己谋一个位子。这个说法听上去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不少人一听也就信了。这个说法无形中等于把矛头对准了沈旭东、方文心等几个正处级、而且提拔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的人身上，那些平日就嫉妒他们的和他们关系不太好的以及不喜欢他们的人话里话外更是少不了含沙射影。

沈旭东本来就是个火暴脾气，他听到有人风言风语，也认为是冲自己来的，大中午敞着办公室门一通骂娘，用报社职工很少有机会听到的村言俚语把背后中伤他的人的十几代祖宗凌辱了一遍，还放出话来让嘴里不干净的人站出来跟他单挑。结果是他扯着嗓子嚷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人出来接招。最后他带着几分不可一世的霸气站在办公室门口以谩骂的方式大声宣称：“凡是长耳朵的都给我听着，投票箱里那封匿名信不是我写的，我明人不做暗事，我要是写了那封连名字都不敢署的不要脸的破信我就烂心烂肺烂肠子！你们都给我听着，以后要是再有谁说话这么不清不爽的别怪兄弟我翻脸不认人，我可是丑话说头里了啊，有不怕死的上来试试！”

方文心同样听到那些议论却不置可否，一句分辩的话也不说，既像是不理会，又好像是默认，让人摸不清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方文心向来就是个遇事不急不躁的人，有时候绵得让别人替他着急。他原来就远没有沈旭东那么冲，这一回态度更是含糊。也许是他看沈旭东太激烈了，所以故意不作反应，让沈旭东一个人去跳。方文心清楚在这件事上自己其实比沈旭东还要说不清楚，因为他还是在场的目击者，而匿名信里恰恰特别重头地提到了温伯贤那笔来源不明的可疑收入，连他自己都几乎认为那封信就是他写的。可是他却没有为自己说一句分辩或者是解释的话，顶多就是在别人和他开玩笑的时候顺便表示了一下对匿名信这种事情嗤之以鼻而已。他看着沈旭东在那里跳脚骂娘，觉得实在是可笑。虽然沈旭东说出了许多他想说但不会去说的话，而且骂得痛快淋漓也算是替他出了一口恶气，可他还是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也认为盲目骂人不好，没有意义，这种发泄有损自己的形象却伤不着对方的一根毫毛。他觉得和沈旭东一比自己的表现大度而得体，并且自认为自己如此克制和忍让在众人心目中是得分的。除此之外，能被同事如此公开而且频繁地与沈旭东相提并论，他心里其实还有几分的暗自高兴和得意。

在沈旭东的一通恶骂之后，传言很快就升级了。据说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出在领导班子内部，也就是说目标锁定在徐达、李明亮、金候高、薛恩义和张帜五个人身上。传言中的重点人物是领导班子中排名在最末一位的张帜。

张帜乍听之下十分震惊，也十分气愤，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本来他并没觉得一封匿名信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即使不水落石出，也会销声匿迹，没想到这盆脏水泼到了自己的身上。他不知道是谁在背后如此中伤他。在人际上他一贯非常注意，不伤众，不树敌，处处与人为善，没想到还是有人不肯放过他。心惊之下他也十分伤心。

张帜对谁可能会写这封匿名信在心里也进行了一番分析。首先他认为这事不大可能是沈旭东或方文心做的。他认为自己对这两个人都很了解，别看沈旭东是个炮筒子脾气，却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不冒险，不做太没把握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在自己呼声很高的时候搞这样一个愚蠢的对自己并无好处的突然袭击。方文心就更加不可能了，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别人不惹他是绝不会去惹别人的，就是别人惹了他也会忍为上，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手的。况且从他所处的总编室主任这么一个位子来看，上升的可能性极大，李明亮、金候高就都是从总编室主任提起来的。而且从他的心态看他也没有急迫到那个份儿上。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张帜凭直觉认定这两个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认为感觉常常比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更加准确。

那么写匿名信的这个人是谁？张帜认为传言有一点应该是准确的，就是这个人就出在报社内部，因为那天参加投票的没有一个是报社外面的人，而且从信里反映的内容来看，也不是一个外面的人有可能知情的。

张帜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比沈旭东和方文心他们更高层的人，如果果真像传言说的此人是领导层中的一员，那么首先应该排除的是一把手徐达。因为匿名信的矛头无疑是直接对准他的。匿名信里尽管也罗列了其他领导的种种违规情况，包括整个领导层私分奖金，用车超标等等，但这难道就不是苦肉计？写信者打的如意算盘很可能就是等上面处理了徐达自己便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当然，在张帜看来果然这样也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当中的未知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控盘难度无疑也是极大的，这么做基本上属于扔炸弹的行为，显然是不计后果的。

谁会冒如此大的风险呢？他把几位副总编一一想过去，觉得似乎谁也不像。李明亮在这几个人当中算是可能性略大的，他是二把手，难说没有取代之心。不过李明亮平常对徐达步步紧跟，一副唯马首是瞻忠心耿耿的样子，看不出暗藏杀机。当然也许这正是他的高明和狡猾之处。可是，匿名信中列举的诸多事项都是由他经手操办的，出面打交道的是他，签字的是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涉入得比徐达还深。这也正是徐达的精明之处，凡是有可能留有后患或者隐患的事情他都会避免由自己直接负责，也不会由自己来签字，那些堵枪眼和擦屁股的事情他多半都会交给李明亮去做。在这方面徐达的话也一贯是说在明处的，他不止一次对包括李明亮在内的几位副总编强调说做领导就是要富有牺牲精神，尤其是想做点事情就要甘于担风险。徐达也解释过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身先士卒，那是因为如果他冲在前面一旦有事情就无法回旋了，因此不言而喻这个马前卒只能由李明亮等等副手来当。徐达还跟几位副手反复强调过他实际上是最不愿意看到报社出事的，因为无论出什么事，无论事情大小，无论这事是不是他做的决断，他都是脱不了干系的，至少也是要负领导责任的，以此来说明无论怎样他总是那个风险最大、付出最多的人。李明亮是排名在最前面的副总编，对徐达这一套是深知的，但是他在人家手底下，人家把先机占了他说不出什么话来，人家把难办的事情推过来他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是人家把脏水泼他院子里他也一样说不出什么话来。他自然明白做副手就像是做一把墩布，哪儿脏就得上去抹上一把，总不能等着老大亲自上阵吧。所以徐达给他派活他总是十分乐意，尤其是让他去负责去签字，他更是一马当先，从来没有退缩的时候。李明亮也是个明白人，当然知道没有付出哪有收获，自己若是袖手旁观或者隔岸观火，那徐达还要他干吗？别说让他跟着一块儿吃肉喝汤，恐怕第一个要剪除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副局级领导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上来的，他当然绝对不想以被踢出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再说李明亮对徐达多少还算是服气的，至少表面上是服气的。徐达虽说不会时时让他有良好的感觉，但在某些时候，尤其是当着排名在他之后的那几位副总编还是会表现出一些对他的器重和另眼相看，这实际上已经给了李明亮非常不错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李明亮也是相当感激徐达的，认为徐达帮助他确立了某种威信，是给他的一种扶持。所以，不管是否发自真心，他为徐达冲锋陷阵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对徐达也是相当配合的。徐达用他也远比用其他几位副总编要得心应手得多。所以说李明亮和徐达实际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他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向徐达开刀难道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因此在张帜看来李明亮不是没有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这么做他所要冒的风险太大了，而且弄不好很可能不但扳不倒徐达反把自己给折进去了，这种傻事李明亮应该是不会干的。金候高和薛恩义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就更小了。金候高似乎和领导班子里的人有点不谐调，但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属于比较正直和正派的，不太像是喜欢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而且徐达对他和对李明亮差不多，算是比较重用的。张帜觉得金候高有点像一个古代的武士，直率，鲁莽，却有一股子“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他有可能对徐达的一些做法不认同，不满意，但他不至于用这样的方式来害徐达，这种事情不大像是他能做得出来的。薛恩义比起金候高还要不可能，张帜对他太了解了。从本性上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完全是阴差阳错才坐上了这个副局级的位子。就他的才能和心气而言，这简直就是一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时几派争斗激烈，而且势均力敌，提哪派的人都难以摆平，最后上了薛恩义这个哪派都不是的人。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明哲保身，能不问的事情尽量不问，谁也不得罪，当然也是谁也不敢得罪，因此他人缘不错，和方方面面的关系也都比较融洽。而且从根本上说他也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张帜清楚他心里有很深的自卑感，他学历低，甚至比不上报社里随便一个打杂的人。在业务方面底气也很不足，平常领导层商讨重点选题时他即使有好的想法也不敢说出来，怕贻笑大方，总是等别人先说了才去应声附和。在五位副总编中他排名靠后，即使徐达倒了真要在这些人当中产生一个接替者，明摆着也轮不到他。假如这招是他使的对他自己可以说没有任何好处，而没有好处的事情谁又会牺牲了自己的名节去做呢？

这几位都大致排除了，张帜把目光对准了热门人物以外的人。他认为不排除这是一个想浑水摸鱼的人，但同时也有可能是一个真正有正义感的人，看着报社的现象义愤填膺想趁此机会揭露出来。张帜觉得还真难以判断匿名信出自何人之手和写这样一封匿名信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态。然而，既出了这么件事，他马上想到作为报社一把手的徐达肯定是相当郁闷的，说不定这会儿正如坐针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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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帜设身处地替徐达想想，自从他上任至今，报社连年被评为先进单位，他一直是相当得意的，而这件事简直就是在他头上扣了一只屎盆子，姑且不论信上说的事情是否属实，他都被狠狠地恶心了一把。特别是调查班子一进驻，在外界看来就是出了事了，这对徐达那种一贯争强好胜的人来说一定是很大的打击和挫伤。张帜忽然有了个主意，他想自己何不趁这个当口去安慰他一下，一是洗涮自己，二也是向他表示声援。老婆不是总埋怨自己不和领导走动吗？这个时候去看望他总比逢年过节例行拜望要意义特殊一些吧？平常去不过是锦上添花，这会儿去才显出是雪中送碳。张帜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不过真的要付诸行动他又有一点迟疑。这种和领导联络感情的事情他一向不太习惯，而且多多少少总有那么一点心理障碍。要是放在从前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甚至连想都不会这么想。以前他的想法特别简单，他认为一个人只要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如果的确有能力有才华，上面一定会看得到的，这样的人也肯定不会被埋没的。结果他很快发现自己的认识太幼稚太浮浅了。单位里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他根本就预料不到的。领导用人也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用的都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相反，有的时候恰恰用的是没能力也没才华的人，这里面的学问深奥得很，够他一辈子去揣摩和领会的。他很清楚自己能走到眼下这一步，纯属运气不错。如果全凭自己一刀一枪打拼，很可能还在起点徘徊，说不定他就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小鸟一样不知道跌落在哪个地方了。

当初在提副处的时候他就相当困难。当时他在经济采编室做发稿人已经做了好几个年头了，在业务方面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可是一到提拔就没他的戏了。那时候还是刘大中当总编辑，这位当过几天战地记者永远把这段光荣经历挂在嘴上的农民出身的总编辑喜欢用老实听话的人，或者是沾亲带故的人，他认为张帜这样的年轻人思想活跃，有自己的想法，对他不好把握，也不好管理，自然也就不想使用他。刘大中倒也不是完全不使用他，每到一些重大报道和突击性报道时他会亲自到各采编室点将，张帜回回都榜上有名。可是除此之外，刘总编对这位思路清晰思想深刻并且很有新闻敏感的年轻人并不看好，也不给他机会。当时张帜甚至动了离开报社另谋发展的念头。可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主动站出来替他说话并力荐他，这个人就是他所在的经济采编室主任陶名婉。

陶名婉是一位名门闺秀，也是报社有名的大才女，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早年留学英国，通晓英、法、德、意几国文字，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人长得又漂亮，年轻时爱慕者甚众。据说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牵线，她嫁给了外交部的一位司长。婚后她多次随丈夫出任，自己的工作屡屡中断。如果不是这样，凭她的能力和才情大家都认为她肯定远远不止做一个采编室主任。不过陶名婉却是个淡泊名利的人，对职务、职称等等并不看重，她好几次主动要求辞去这个采编室主任的职务，提出让处室里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但被刘大中劝阻。陶名婉非常赏识张帜，经常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推荐他，工作中也时常给他指点和帮助，助他一臂之力。她曾不止一次向刘大中建议重用张帜，但刘大中只是表面应和她，并不付诸行动。陶名婉退休前夕和刘大中作了一次长谈，至于他们谈了什么并没有人知道，但就在她即将离开报社前夕张帜终于被正式任命为采编室副主任。这在他的个人成长中算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张帜去向陶名婉道谢，陶名婉却说你用不着谢我，我不过是看着不用你这样的人才可惜，而且你也确实耽误不起了，再拖上三两年说不定就把一生的大好机会全都错过了。张帜听她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也知道她说的都是实情，内心十分感动，也清楚如果不是她为自己仗义执言，自己很可能此生与仕途无缘。

三年之后张帜顺利地当上了采编室主任，又过了三年，他当上了副总编。从外人看来他是一路绿灯，其实也并不是没有波折。

也许是天生气味不对，刘大中虽然提了他但却一点也不喜欢他，所以他后来能坐上副总编这个位子也是纯属意外。当时全报社的人都清楚刘总编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或者说唯一的人选是沈旭东，拉上他不过是做个分母，明摆着是垫底的。出人意料的是温伯贤突然出来放了一枪，一下子把趾高气扬的沈旭东给撂倒了。迄今张帜也没弄明白温伯贤那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但温伯贤却等于是无意之中帮了他，给他创造了一个机会。张帜还听说当时上面很想从外面派一个人来当这个副总编，但遭到刘大中的坚决抵制。刘大中是个极其固执的人，而且有封建家长作风，习惯说一不二。他没能所愿将沈旭东提上来心中已经是极不痛快，因此他对上面打算派来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便一口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甚至连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给一个。上面念他是个老资格，表示尊重他的意见，提拔副总编的事也就暂且放下了。过了一段时间上面要求报社把领导班子配齐，并且还是坚持要派人来。刘大中没辙。大概他觉得与其从外面弄一个不知底细的人来，还不如将就用一个知根知底的，于是咬牙提了他并不喜欢的张帜。

张帜有幸成为刘总编在位其间提拔的最后一位局级干部，可他心里却对这位老总编没有多少感激。他知道刘大中提他不过是出于无奈，而他被提拔只能再一次归功于自己运气不赖。

张帜虽说是刘大中手上提拔的，但他却没有和这位总编辑走近过，他跟他纯粹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除此没有更多的来往。他想既然刘大中并不欣赏自己，任用也是出于无奈，自己何苦硬凑上去？徐达接替刘大中之后，张帜同样没有和他走近。他生怕徐达忌讳他是刘大中的旧部，也生怕徐达认为他是去投诚的，反而看低了他，这都是他自尊心所接受不了的。不过张帜看待徐达和刘大中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徐达不是一个职业当官的，他是一个有想法而且想做点事情的人。张帜对有事业心的人一向很敬重，果然徐达上任之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报纸也的确有了很大的起色，大家的收入也比刘大中时代有了明显的提高。另外徐达身上那种儒雅和优越的气质也让他十分欣赏和喜欢。张帜有个非常个人的看法，他认为报社一把手的气质和形象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报纸的风格和品质，简单直白地说就是总编辑首先起码应该是一个走得出去的人，当然这个人也应该是方方面面都比较优秀和突出的，最好是德、才、貌皆备。张帜认为徐达大体符合他心里对一把手的这些标准，这样的人得到重用至少表明上面还算是有眼光的，而且是相对公正的。虽然据说徐达和他是竞争者，但这一点他毫不否认。在工作中他和徐达也一直配合得不错，虽然徐达对他并没有任何的特殊，也没有表现出对他另眼相看，但张帜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然而尽管如此，他和徐达的关系也没有超出正常的工作范畴。张帜认为自己和徐达都属于内向冷静清高自负不爱主动结交别人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有点像两条平行线。徐达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围着他讨好他的人如过江之鲫，这种情况之下他也就更加不会主动往前凑了。而这会儿徐达受挫失意，他觉得自己走近他的机会来了。

看望徐达自然不便空手而去，可送他什么礼物张帜颇费踌躇。他怕送的礼物徐达不喜欢，那倒不如不送。当然这件礼物同时还要能体现出他自己的品味，至少能让徐达有印象。可是第一次上门，这礼也不便送得太重，礼太重了有巴结之嫌，说不定还让徐达以为他别有用心，对他有所警惕，这也不是他希望的结果。想来想去，他挑选了一盒古巴雪茄，一只英国烟斗和两瓶被行家评价为“有果香，很强劲，口感纯正，层次感丰富”的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俗话说“烟酒不分家”，他觉得第一次送东西给徐达不过是聊表心意，送烟送酒得体大方，也比较拿得出手。这几样礼物也是别人托他办事送他的，自然都是上品。转送给徐达这种有品位的人也不算是糟蹋了东西。

张帜把见徐达这桩事思前想后在脑子里好好地规划了一番，想好了该说的话和需要特别留神之处。他只想和徐达有一个亲切的接触作为他们个人交往的良好的开端，并不想通过一次走访达到什么具体的目的。张帜心里最不喜欢也最看不上那些提着猪头找庙门的，自己也不喜欢被别人看作是那种人。假如没有现实中的等级和利害关系，他是非常愿意和徐达交朋友的，他觉得徐达身上有他喜欢和让他感兴趣的东西，而现在能让他喜欢和感兴趣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他相信自己和徐达之间会有不少的共同语言。张帜虽说并不是个不讲实际的人，但他却不愿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庸俗化，尤其不愿意把自己和一个可能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庸俗化，所以他把自己去看望徐达定位成一件“务虚”的事。

既然是“务虚”而不是“务实”，他想到不如叫上薛恩义一起去。他认为这种时候应该带上朋友。薛恩义一向信任他，工作中的事、生活中的事都会跟他说，找他商量，向他讨主意，一点不拿他当外人，而且也非常维护他，处处替他着想，是一个完全能够放心的盟友。张帜清楚当官当到这个级别还能有这么值得信赖的朋友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心想这种时候叫上薛恩义去看看徐达对他来说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情。而且他也想两个人一起去会比自己一个人去会更自然些，也显得更像是同事之间的正常走动。

张帜把电话打给薛恩义，问他想不想一起去看看徐达。薛恩义正在厨房涮碗，手上沾满了油腻，听到电话铃响四处找不到可以擦手的东西，他用两根手指捏着话筒不太耐烦地“喂”了一声，一听是张帜口气才和缓了下来。不过听张帜叫他一起去看徐达，一时没会过意来，反问他：“看他干什么？”

张帜笑说：“算是去慰问慰问他吧。”

薛恩义说：“人家挺好的用得着咱们去慰问吗？”

张帜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咱俩平常也不跟人家一把手有什么来往，要说也不是太合适。你看人家李明亮就不一样，有事没事都到总编那儿走一趟，金候高也比咱俩去得勤多了。往好里说是咱们作风正派，不结党营私，不狗狗，往不好里说是咱们不懂事，不知道奉承领导，要是往歪里想那就是咱们跟人家不同心同德，不是一条心。如果有人故意踩祸我们，说些挑拨离间的话，背地里给我们泼些污水，对我们就更加不利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找机会和徐达走动走动，也好增加和他直接交流的机会。”

薛恩义在电话那头迟疑地说：“这个……”

张帜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去不去嘛？”

薛恩义吞吞吐吐地说：“嗯……我有点儿头疼。”

张帜哈哈大笑，问他：“是你头疼，还是去看徐达让你头疼？”

薛恩义不好意思地呵呵笑着，连说：“是我自己头疼，是我自己头疼，可能是有点感冒了吧。”

张帜听他真的不想去，也就没有再坚持劝他，随便聊了几句别的就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张帜忍不住笑起来，心想这老薛真比自己还不像这个道儿上的人。

他拨了徐达家的电话，盘算着要是徐达不在家就算了，改天再说。这么一想心里竟然松快了许多，自己都觉得好笑。可是电话刚响了两个铃就被接了起来，而且接电话的正是徐达本人。

张帜客气地说并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想去看看他。徐达十分干脆地答应了他，热情地说：“好啊，我刚看完新闻联播，正在家里闲坐呢，你来吧！”

徐达的态度让张帜心头一喜，马上提着礼物出了门。

到了徐达楼下，张帜特意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他是个细致的人，怕这当口徐达有事情不方便，或者有人撞上门去，碰上岂不尴尬？徐达在电话里爽朗地一迭声说：“上来吧上来吧，正等你呢！”于是张帜乘电梯上楼，坦然地敲了徐达家的门。

徐达打开门的一瞬间张帜看到他一脸发自内心的笑容，心头一热，觉得自己这一趟是来对了。但他马上看见徐达身后的沙发里坐着一个人，见他进来那人马上站了起来远远地朝他点头。张帜定睛一看，竟是李明亮。他立刻有点进退两难，真比第一次跟情人约会就碰到了熟人还要难为情。

李明亮显然觉出了他的尴尬，跟他打完招呼，故意不当回事地抬手指了下厅里的一只纸箱说：“我给老板拿箱苹果，也是别人送来的，说是味道不错，你来得正好，一块儿尝尝！”说着，就动手去拆纸箱。

徐达也是不当回事的样子，随手递给李明亮一把裁纸刀，一边笑呵呵地让张帜坐。徐达看他提着一袋子东西手足无措的样子，顺手接了过去，说：“以后来我这里随随便便的，啥也不要带。你来我家里坐坐我就很高兴了，还带东西干吗？你这么客气倒是见外了，咱们说好了，下不为例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李明亮手里接过几只又红又大的苹果，赞道：“个儿真不小！”他把苹果拿到厨房里洗了洗，放在一个玻璃盘子里端出来，自己动手削了起来。

坐定之后，张帜心想自己一进门就碰到李明亮也是一个信号，说明徐达还是稳如磐石，如果他真的快不行了，李明亮这样机灵的人早就躲开了，绝不会带着一箱苹果往火坑里跳。这么一想，心里也就更加安定了。

没有见到女主人，张帜出于礼貌问徐达：“夫人呢？”

徐达含义不明地一笑说：“她呀，忙着呢！”

李明亮好像有打断的意思，张帜敏感地感觉到了，后悔自己提了这么个话头。好在徐达似乎并不介意，他聊家常一样地说：“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自从我们儿子上大学之后，我们家基本就不开伙了。有时候一个星期我跟我老婆都难得见上面，早晨我上班了她还在睡觉，夜里我睡觉了她还没回来，要想一起吃顿饭得打电话预约。以前我说她你比我这个当一把手的还忙，后来人家也当了一把手，而且比我挣得多，我只好认了。”

李明亮率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张帜也跟着笑了。

张帜没有见过徐达的夫人，但早就听说徐达有一个相当出名的老婆，以前是新闻界的一个腕儿，以能说会道着称，和上层关系很深，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强人。后来被挖到一家大型网站做CEO，传说她的年薪有一百二十万。无论是从前做记者还是现在做CEO，她的名气都在老公之上，徐达也曾经很为拥有这么个有名的老婆而骄傲，但随着他自己仕途上一步步往上走，似乎又有一点不愿意被老婆的声名遮盖。所以报社的人都非常识趣，轻易不提他夫人，提到他夫人也都相当谨慎。张帜其实也知道，只是说话间就忘了。

不过这天徐达却似乎一点不忌讳这个话题，他甚至主动说了几件他和老婆家庭生活中的趣事，比如两个人出门都忘记带钥匙了，只好找开锁公司来开门；汽车天窗没关又正好赶上下雨；好几次因为没有及时买电家里一片漆黑等等。徐达笑着说：“不怕你们笑话，我们连结婚证都找不到了，好在这东西平常没事也用不上。”又说，“我们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管理，我老婆什么都好，就是不善理家，我要是不动手收拾收拾，这个家能堆得跟仓库似的，有多大地方全给你铺上，简直就是电影里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的景象！”

李明亮和张帜又一次哈哈大笑。

张帜坐的位子恰好可以看见卧室的一角，果真就像徐达说的堆满了东西，看上去就像商场清仓甩卖时的特卖场。张帜明白徐达在自己第一次登门拜访时说这些显然不光是展示自己的幽默和自嘲，而是一种姿态，是向他表示友好和接纳，甚至还是一种与他亲近的暗示。

再看徐达的装束，显然跟他也是不见外的。他穿着一件类似医院里病号服那种蓝白条睡衣，已经洗得褪色发白了，袖口有一些破损。外面套着一件藏青的混纺对襟毛背心，样式很旧，还起了不少的毛球，和街边下棋的老大爷穿的差不多。这和他平常在外面西服革履仪表堂堂的形象反差极大。张帜认为他是有意为之，很明显他是想制造一种零距离的氛围。

张帜和李明亮吃着徐达亲手削的苹果，客厅里充满了清脆的咀嚼声。李明亮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他是这儿的常客，除了神态、说话等等都比在报社放松随便之外，他还反客为主从餐桌上拿了纸巾来给大家擦手，又从厨房里拿来一个塑料垃圾筒把果皮果核收拾掉，最后还找来抹布把茶几擦干净。张帜默默地看在眼里，心想有他在场实在是挺好的，自己不至于太不自然，也不至于和徐达找不到话说。

吃过苹果，三个人出现了片刻的冷场。张帜不知道该不该说两句正题，心里拿不定主意。李明亮坐在一边吸烟，默然无语，似乎主动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配角的位置。

徐达看一眼张帜，又看一眼李明亮，微微一笑，开口说道：“不瞒你们说，我已经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了。出了那件事以后，其实我没有一天睡踏实过。我不是担心真的查出什么问题来，我认为我们是完全经得起查的，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我反反复复想的，也是让我心中不平的是究竟谁在我们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出来放这样一支冷箭？此人想达到什么目的？其企图又是什么？这些天来我总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平常的工作太不到位，漏洞太大？是不是我对我们职工关心和爱护不够？是不是我无意中得罪了谁，伤害了谁？如果仅仅是针对我个人来的，我倒还好接受一点，因为当个一把手不知不觉当中树了一两个敌人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是针对报社，针对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这份事业，那么这个人就太卑鄙也太居心叵测了！这是我最难过和最痛心的地方。”

张帜听了觉得自己又学了一招。他第一是没想到徐达会主动提及这件事，再一个没想到是他会说出这么一番既动听又冠冕堂皇的话，恰到好处地把“自己”和“报社”混同了起来，不但洗涮了自己，同时还显得十分的宽容大度。

徐达刚一说完，李明亮马上接过话头情绪激昂地说：“要我说您根本就别往心里去，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有人没吃上肉没喝上汤心里不痛快骂娘，有人光喝了汤嫉妒人家吃肉的也骂娘，还有人喝了汤吃了肉倒过头来还要砸席，什么人都有！要我说我们一点也没必要跟这种人客气，把这个搅屎棍子查出来，狠狠地治他一治，然后开了他，这才解气！”

张帜觉得自己也该说点什么，不说总觉得有点不给劲儿。于是便说：“一个单位五六百号人，人员素质也的确参差不齐。”说完觉得不够分量，意思也不够清楚，又补充道，“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写匿名信是件很不好的事情，有意见可以正面提出来，为什么要在背后打冷枪？”

李明亮义愤填膺地接一句：“简直是道德败坏，太叫人恶心了！”

徐达倒是口气温和地说：“我也检讨自己，工作中我肯定有做得不妥当和不周到的地方，但至少我没有害人之心，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报社为了大家的，所以，想起这件事我觉得真是很伤心。”他看那两位专心致志地听他说，没有插话的意思，于是又继续说道，“我扪心自问，我还是一个想为大家做点事、谋点福利的人，我应该说得上是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和我们报社大部分人比起来，一点不自吹地说我也算得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可是现在我对自己所做的、所付出的这一切都发生了怀疑，我在想我是不是做得太多了，因为有句古话叫做‘过犹不及’，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吃力不讨好，而且我也在想我这么做是否值得。说心里话，要是没有你们几位的支持，我的确有点顶不下去。如果把报社比作一条船，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正在驶过一段激流险滩，而且不知道什么地方就隐藏着旋涡和暗礁。用忧心忡忡形容我此刻的心情真可以说是相当贴切。”

张帜听着徐达说话，一边凝视着他。他发现徐达的表情和他的话语十分配合，当他说到“很伤心”的时候，果真是一脸伤心的表情，脸上肌肉的线条都是向下走的，连脸色都随之变得晦暗。张帜忽然发现徐达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头发也白了许多，不由对他心生同情，觉得当这么个总编辑其实也真不太容易。

张帜宽慰他说：“有些事情可能有人有些误解，或者一时没有领会您的好意，但是时间长了我想大家还是会看清楚谁是真正对他们好，真正替他们着想的。”

徐达摆手道：“原来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如今我真的是很灰心了！”

他望着张帜，欲言又止。

李明亮在一边还是十分愤慨地说：“真不知道那个写匿名信的家伙是谁，他妈的实在是太卑鄙了，太无耻了！他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双目炯炯地盯着徐达，情绪异常激动地说，“我们应该一查到底，把这个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的无耻之徒揪出来，决不宽容！”

徐达微微一笑说：“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写的这封匿名信，但是上面不主张我们这么做，我们也显然不可能为这件事花费太多力气。我们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报社的日常性报道，突发件报道，还有如何深化报道主题，如何拓展报道思路和领域等等，都是我们需要切实做好的重要工作，也都是需要我们好好去琢磨，好好去下工夫的课题。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干扰就困住了手脚，放慢了脚步，相反我们应该做得更好才是。”

李明亮和张帜都点头称是。

徐达说完了这些宏论，似乎有点困乏，一脸的倦容。两位客人一时也找不到什么话说，三个人一起陷入了沉默。

客厅的电视一直在无声地播放着一场甲A足球赛，徐达突然用遥控器打开了声音。双方球员正在发点球决胜负，最后一球直直地向门柱射了过去，刚准备喝彩的三个人同时发出了一声叹息。

他们的目光被电视里的足球赛吸引，话题也转移到了比赛上。三个人扯了一会儿足球，气氛和情绪比说匿名信好了许多。足球再臭，毕竟不是自己的事情。

球赛结束，张帜看了一眼李明亮，李明亮会意，提出告辞。临出门前徐达特意和张帜握了握手，语调亲切地对他说：“以后常来！”

回家的路上张帜满心愉快，他觉得自己今天这一趟去对了，至少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说不定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良好的影响。他不相信一封线条很粗而且并无确凿证据的匿名信就能把徐达扳倒，那样的话报社的最高领导也未免太脆弱了。张帜心想自己把宝押在徐达身上，无论如何这一把都不会输的。

调查小组在年底之前结束了调查，撤离了报社。调查结果并没有对外公布，传来传去的仍然只是一些小道消息。据说事情还是有一些的，不过不算太大。某些违规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原来制定的规章制度有些落伍，不适应现在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就是新制定的规章制度有疏漏和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改革的幅度稍大了一些就容易有不太合程序的地方，也就难免被人挑出毛病。报社被查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奖金严重超标，而且是以稿费的名义下发的，这正是早就明文规定不允许的。

大家谁都没有想到查来查去查出的竟然是多发了奖金。奖金是发给每一个人的，单位里人人都受惠，并不是领导独占了好处，所以不能算领导以权谋私。而且领导顶着雷为职工谋福利，至少说明他们心里是装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么一来大家倒都有点没什么话好说了。至于领导层多分了钱，谁拿了工程回扣，谁受了贿赂，谁挪用了公款等等那些事都因为查无实据所以也就一笔带过，既没有处理，也没有再提起。

调查小组进驻之初报社气氛森严，调查小组一走整个报社上上下下都大松了一口气。走廊里一下子多了许多晃来晃去的人，大家脸上都是笑盈盈的，办公室里也时常会爆发出一阵阵欢畅的笑声，岁末年底的气氛一下子明显了起来。

徐达又恢复了敞门办公的习惯。一般来说他只有在情绪良好的时候才这么做。现在他经常步履轻捷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脸上挂着宽厚和蔼的笑容，和见到的每一个人亲切地打招呼或者开一两句轻松的玩笑，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徐达很快恢复了每星期一次的编前会。至此，大家都仿佛吃到了一颗定心丸——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信号：一切都正常起来了，风波已经过去，现在平安无事了。徐达的脸色特别透亮，似乎比匿名信出现之前更加神采奕奕，这让报社的职工们很放心，也很有信心。

因为有相当长时间没有开过业务会了，大家对开会也有了新鲜感，情绪都很活跃。各采编室都有许多的话要说，徐达说了不多几句的开场白之后就让各采编室轮流发言，平常顶多就是半天的会破例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下班之前。为了不中断会议讨论，徐达让办公室去买饭给大家吃，并且关照要让大家吃好。他说这话声音不高，但他面前的麦克风没有关，会场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轰地笑起来，个个都分外开心。办公室主任老马生怕别人办不好，亲自去给餐馆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