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雷神桥之谜

在查林十字街的考克斯有限公司的银行保管库里，有一个久经搬运、陈旧不堪的锡质文件箱，上面刻有我的名字：约翰·华生，医学博士，原隶印度部队。里面塞满了纸张，几乎都是福尔摩斯在不同时期所侦查过的案情记录。其中有些饶有味道的案件却是未曾侦查成功的，这些案子没办法加以叙述，因为没有结局。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对于研究者也许是有意思的，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未免有些枯燥乏味。比方说詹姆斯·菲利莫尔案，就是这一类，这位先生回去自己的家取雨伞，从此就在世界上消失了。还有一个案子，是小汽艇阿丽西亚号，它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驶入一小团雾气之中，就从此消失不见，船上的人再也没有消息。再有就是伊萨多拉·伯桑诺案，伊萨多拉·伯桑诺是一个有名的记者和决斗者，有一天突然精神失常，两眼瞪着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一个奇怪的无名的肉虫。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牵涉某些家族隐私的案件，如果公开出版的话则会引起上流社会许多人的恐慌。当然，我是绝不会干那种走漏秘密的事的。

由于我的朋友目前尚有时间置身于这个问题，现在就可以把这些旧记录清理出来加以销毁了。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案卷，带着不同程度的趣味。本来可以编辑出版的，但我考虑到过量的读物可能会影响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因而就未曾整理。这些案子，有的我曾参加办案，能够以目击证人的身份发言；有的我未曾参与，或仅仅只是稍有过问，故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则是我的亲身经历。

那是10月的一个狂风大作的早晨。起床穿衣时我看到狂风是如何将后院里挺然立着的那棵法国梧桐的仅余的树叶卷去的。我下楼去吃早餐，心想我朋友必是抑郁寡欢，因为，正如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那样，他的心境是易受环境左右的。然而出乎意料，他几乎已经吃完了早餐，心情异常欢快，而且具有他高兴时特有的那种有点不祥的雀跃之情。

“手里有案子了吧，福尔摩斯？”我问了一句。

“推论法是有传染性的，华生，”他回答道，“你也用推论来研究我的秘密了。不错，是有案子了。经历了一个月的鸡虫琐事和停滞无为，车轮又转动了。”

“我能参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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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行动可参加，但是咱们可以一起讨论，等你先吃掉新厨子给咱们煮老了的鸡蛋再说。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在前厅桌上看见的那本《家庭杂志》不无关系。连煮鸡蛋这类小事情也要求诸如计算时间这样的注意力，而这是与那本优良杂志上的恋爱故事互相冲突的。”

一刻钟以后桌子撤了，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你听说过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吧？”他问道。

“你是说那个美国参议员吗？”

“不错，他一度曾是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是更多的人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在英国不是也住了不少日子了么，他的姓名是大家熟悉的。”

“可不是，他五年前在汉普郡买了一个不小的农庄。大概你已经听说他妻子的惨死了吧？”

“我想起来了，这是他成为新闻人物的原因，但我不知道细节。”

“我也没想到这个案子会找到我头上，否则我早就把摘要弄好了。”他朝着椅子上的一叠纸挥了挥手，“实际上，尽管这个案子轰动一时，但情节却是简单清楚的。被告的性格虽说动人，也遮不住证据的确实性。这是验尸陪审团的观点，也是警察法庭起诉的观点。现该案已移交温切斯特巡回法庭审理。我怕办这个案子费力不讨好。我能发现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除非找到全新的、意外的事实，否则我的主顾没有什么希望。”

“你的主顾？”

“哎，我忘了告诉你了。华生，我也染上你那种倒叙的糊涂习惯了。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笔迹粗犷的手札，写的是：

克拉里奇饭店10月3日

福尔摩斯先生大鉴：

我不能眼看着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走向死亡而不尽最大力量去援救她。我不能做任何解释，也不企图解释，但我确知邓巴小姐无罪。你知道事实经过——谁会不知道呢？此事已成全国的新闻。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话！正是这种不公，几乎使我发疯。这个女人心地之善，连一个苍蝇也不忍去杀。我将于明日十一时来访，不知你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否。也许我晓得什么线索而自己未曾意识到它。但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可以为你所用，只要你能救她。把你生命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办这个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就是这封信。”福尔摩斯把他早餐后抽完的一斗烟灰敲了出来，又慢慢装上一斗烟丝。“这就是我正在等候的那位先生。至于情节，你没有时间立刻掌握这么多报纸，如你对这个案子在逻辑方面有兴趣的话，我最好简短地对你说明一下。这个人，照我看，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金融巨头，同时也是最暴躁和最令人生畏的人物。他娶了一个妻子，就是这次悲剧的牺牲者，关于她我只知道她已过壮年，而由于家中有一位年轻可爱的教养两个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女主人的色衰就更是不利于她了。这三个人是主角，地点是一所古老的庄园宅邸，那原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中心。悲剧经过：人们发现女主人在离宅子近半英里的园地上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大脑，时为夜晚，她身穿夜礼服，戴着披肩。附近没有发现武器，现场没有任何谋杀的线索。身边无武器，注意这一点，华生。谋杀似在夜晚进行的，尸体于十一点钟被护林人发现，在抬回家之前受过警察和医生检验。这么说也许太简短了，你能听明白吗？”

“情况很清楚。但为什么怀疑女教师？”

“首先，有明确的证据。在她衣橱的底板上面发现一支放过一弹的手枪，口径与尸体内子弹相同。”这时他两眼直视，拉长了字音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然后他又沉默不语了。我看出他脑中有一条思绪在活跃起来，打断他是鲁莽的。突然，他又醒转过来。“是的，华生，手枪被发现了。确能定罪了，是吗？两个陪审团都这样认为的。另外，死者身上有一个纸条，约她就在桥头见面，署名者是女教师。怎么样？这回说明了动机。吉布森参议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子。如果他妻子死了，除了这位根据各种材料来看早已得到主人急切青睐的年轻女士，还有谁会更有希望继承她呢？爱情、财产、地位，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中年女人的死。恶毒，真恶毒！”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

“另外，她提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反之，她不得不承认在出事时间前不久她到过雷神桥——就是悲剧发生的地点。她无法否认，因为过路的村人看见她在那个地方了。”

“这样看来是可以定案了。”

“然而，华生，然而，这座桥是一座宽石桥，有石栏杆，它横跨一湾又深又长、岸边有芦苇的池塘的最狭部。这叫雷神湖。在桥头躺着尸体。这就是基本事实。不过，我看是咱们的主顾来了，来得比约定时间早许多。”

毕利已经开了门，但他通报的姓名却是意外的。马洛·贝茨先生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他是一个瘦削的、神经质的人，眼神惊恐，举止急促而犹疑——以我做医生的眼来看，是一个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人。

“你太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谈。我只能跟你稍谈一会儿，因为我在十一点钟有约会。”

“我知道，”来访者喘着说，他像是喘不过气来的人那样迸出短短的句子，“吉布森先生快来了。他是我的雇主。我是他农庄的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恶霸，一个大恶霸。”

“你语气过强了，贝茨先生。”

“我不得不加强语气，时间有限，我绝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他眼看就到了，但我没有条件早来。他的秘书，弗格森先生，今天早上才告诉我他约你谈话的事。”

“而你是他的经理？”

“我已提出辞职。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摆脱他的奴役了。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对谁都冷酷。他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勾当，但他的妻子是主要牺牲品。他对她很残酷，很残酷！她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说他使她生活悲惨绝望。她是热带人，巴西人，你当然知道的。”

“我没有听说这点。”

“热带出生，热带性格。炎热之女，激情之女。她就是以这种热情爱他的，但当她身上的魅力退去之后——我听说她本来非常美——她就再也得不到他的宠幸。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同情她，恨他对她的恶劣态度。但他能说会道，十分狡猾。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他肚子里有更坏的东西。我走了。不，不要留我！他就来了。”

客人恐惧地看了一眼钟表，就撒腿朝门外跑出去了。

“你瞧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福尔摩斯停了一会儿说道，“吉布森先生看来有一个很忠诚的家庭，但是警告还是有用的。现在就等本人来了。”

整十一点，我们听见楼梯上有沉重的脚步响，这位名噪一时的百万富翁被让进屋来。一见之下，我不但理解了他的经理对他的恐怖和憎恶，而且明白了他的无数企业对手对他的诅咒。如果我是一个雕塑家而想塑造一个典型的成功企业家，一个具有钢铁意志和冷石心肠的人物，那我一定选择奈尔·吉布森先生做我的模特儿。他那高大瘦削、嶙峋如石的身影，给人一种饥餐贪婪之感。把亚伯拉罕·林肯之像的高贵之处用卑下来替换，则有几分像他了。他的脸似乎是用花岗石雕成的巉岩不平、冷酷无情的头像，皱纹深折，伤痕累然，表现出生气的危难。他那冰冷的灰眼睛，精明地在浓眉下面闪亮，来回地看着我们两人。当福尔摩斯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微做鞠躬之状，然后以威严镇定的神色拉过一把椅子直对着我的朋友坐过去，几乎四膝相接。

“福尔摩斯先生，我直截了当地说吧，”他张口便说，“办这个案子我绝不计较费用。你可以用钞票当火把去烧，如你需要照亮真理的话。这个女子是无辜的，这个女子必须得到洗刷，这是你的责任。你提费用吧！”

“我的业务报酬有固定数额，”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绝不加以变更，除了有时免费。”

“那么，如果金钱对你是无所谓的，请你考虑成名之望吧。如你办成这个案子，全英国和全美国的报纸都会把你捧上天。你会成为两大洲的新闻人物。”

“多谢，吉布森先生，但我不需要捧。你也许感到奇怪，我宁愿不露姓名地工作。我感兴趣的是问题本身。谈这些浪费时间。讲事实经过吧。”

“据我看报纸上已经把要点都讲了。我恐怕也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帮你的忙。不过，要是有什么你要求阐明的情况，我在此负责解答。”

“那么，只有一点。”

“是什么？”

“你和邓巴小姐的实际关系是什么？”

黄金大王惊跳了一下，从椅子上半站起来。接着又恢复了他的极为镇定的态度。

“我想你问这样的问题是在你的权利之内的——甚至是在执行职责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同意你这个想法。”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雇主对一个只有当着孩子的面才与她谈过话的年轻女教师的关系。”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很忙，吉布森先生，”他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味进行不着边际的谈话。再见吧。”

客人也站了起来，他那硕大松弛的身体居高临下地对着福尔摩斯。他那毛茸茸的眉毛下面闪着一股怒火，灰黄色的两颊微泛红晕。

“你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拒绝我的案子吗？”

“这个么，至少我拒绝你本人。我相信我的话已说清楚。”

“很清楚，但言外之意是什么？提高价钱？怕难？还是别的？我有权要求解释。”

“你也许有权，”福尔摩斯说，“我可以给你解释。这个案子着手去办已经够复杂了，不能再加上错误报告事实这样的困难。”

“你是说我说谎。”

“我已经尽量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如你坚持要用那个动词来表达，我也不反对。”

我立刻跳起来，因为这个富翁脸上显示出一种无比凶残的表情并举起了他那巨大的拳头。福尔摩斯懒洋洋地微笑着去拿烟斗。

“不要吵，吉布森先生。我认为早餐后即使小有口角也是有碍消化的。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安静地思考一下，对你是有好处的。”

黄金大王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了他的怒火。我不得不赞赏他的自制力，转眼之间他的盛怒之焰已转为冷漠的表情。

“好吧，随你尊便吧。你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业务，我不能勉强你办这个案子，但你今天所做的对你没有好处。福尔摩斯先生，我击败过比你强大的人，跟我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

“多少人对我说过这种话，而我还是依然故我，”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好，再见，吉布森先生。你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客人愤恨地走了出去。福尔摩斯却无动于衷地安然吸烟，出神地望着天花板。

“有看法吗，华生？”他终于问道。

“这个么，老实讲，考虑到他是一个无情地扫除一切自己路上障碍物的人，而他的妻子可能就是他的障碍物和不喜欢的人，就如刚才贝茨先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咱们的，那么——”

“不错，我也这样看。”

“但他和女教师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诈一诈他，华生，诈！我考虑他那封信的调子是激烈的、不正常的，和他那不动声色的自制之态不成比例，显然他是动了感情的，而且是为了被告而不是为了死者。要想了解真相，非得明白三个人的关系不可。你看到我刚才用单刀直入法向他进攻，他是多么镇定地应战。后来我诈他，给他一种印象，仿佛我绝对肯定地知道，而其实我只是十分怀疑。”

“大概他还会回来吧？”

“肯定会回来，一定回来，他不会这么放手。听！不是门铃响了吗？他的脚步声。啊，吉布森先生，刚才我还对华生说你该来了。”

黄金大王这回来的神色比走时安静多了。在他愤然的眼睛里还有着受了伤的骄傲，但常识和理智告诉他，要想达到目的只好让步。

“我又考虑过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刚

才误会你的意思是鲁莽的。你有理由了解事实真相，不管事实是什么，我很尊重你这一点。但是我可以老实地说，我与邓巴小姐的关系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这要由我决定，对不对？”

“是的，我想是这样。你好比一个外科医生，你要求知道一切症状，然后才下诊断。”

“完全正确。恰恰如此。一个病人如果对医生隐瞒病情，那说明他是别有目的。”

“也许是这样，但是你得承认，福尔摩斯先生，大多数人在人家不客气地要他回答与某女人的关系如何时，总是会有戒心的吧，尤其是有真正的感情。谁在自己心灵深处也有一些私人的保留，不愿外人闯进来，而你突然冲进来，但你的目的是好的，可以原谅你，你是要拯救她。既然墙已推倒，内藏的东西已经露出，你就观察吧。你想问什么？”

“事实。”

黄金大王稍事迟疑，正如人在整理思绪时表现的那样。他那冷酷而布满深纹的脸变得更忧郁阴沉了。

“我可以简短地告诉你，”他终于说道，“有些事情说起来既痛苦又难言。我只拣必要的说。我是在巴西淘金的时期遇见我妻子的。玛丽亚·品脱是一个马诺斯官员的女儿，长得很美。那时我是一个热烈的青年，但即使今天冷眼回顾，我也觉得她当时是一个稀有的美人。她的性格也是深沉丰富的，热情奔放、坚贞一意、易于冲动的热带气质，这与我所熟悉的美国妇女全然不同。长话短说吧，我爱上了她，娶了她。直到浪漫的诗意过去了——这经历了几年的时间——我才认识到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完全没有。我的爱冷却下来。如果她的爱也冷淡了，那就好办了。但是你知道女人的奇怪啊！不管我怎么样，也影响不了她对我的感情。我之所以对她冷淡，甚至如某些人说的那样对她残酷，是因为我知道如能破坏她的爱或使它变成恨，那对我们都有好处。但毫无办法，她还是深爱着我，在英国森林中还如二十年前在亚马逊河岸时一个样。不管我用什么办法，她仍旧同样地崇拜我。

“后来出来一个邓巴小姐。她应招聘广告，成为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你大概在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大家也公认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想装得比别人高尚，我承认与这样一个女子在一座房子里生活，经常接触，我就不可能不对她发生强烈的亲切之情。你责怪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怪你这样想，但如果你这样向她表白，那我就责怪你，因为可以说她是在你的保护之下的。”

“也许是这样，”这位富翁说，但责备暂时又使他的眼睛闪出了原来的怒火，“我不装作比我自己更高尚。恐怕我这一辈子都是一个要什么就伸手去取的人，而我最需要的就是爱这个女人，占有她。我就这样告诉她了。”

“哼，你做了，不是吗？”

福尔摩斯一旦动了感情，那样子是怕人的。

“我告诉她，如能娶她，我一定娶她，但这不取决于我。我说我不在乎钱，所有我能使她快乐舒适的事我都肯干。”

“很慷慨。”福尔摩斯讥讽地说。

“看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是来找你请教探案问题的，而不是请教道德问题。我没有征求你的批评。”

“我只不过是看在这位年轻女士的份儿上才管这个案子的，”福尔摩斯厉声说，“我认为她被指控的罪状绝不比你所承认干了的事更糟，你企图毁坏一个寄你篱下的无辜女子。你们这种有钱人就应该受点教训，叫你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你们收买来宽恕你们的罪过的。”

我真没料到，黄金大王竟然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训斥。

“如今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我感谢上帝，我的计谋没有如愿以偿。她坚决不从，她本来当即就要辞职回家的。”

“为什么没走呢？”

“这个，首先还有别人靠她养活，放弃职业，不管他们，这在她是极不忍心的事情。由于我赌咒发誓绝不再骚扰她的安宁，她才答应留下来。还有一个理由。她知道她对我的影响，并且这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影响更有力得多，她要利用这个影响力来做好事。”

“做什么？”

“这个，她知道一些我的事业。福尔摩斯先生，那是非常庞大的事业——其庞大不是一般人所能设想的。我可以兴建也可以破坏，而一般我总是破坏。不仅毁个人，还毁集团，城市，乃至国家。企业是一种残酷的斗争，弱者败北。我是全力以赴的。我绝不叫痛，也绝不在乎别人叫痛。但她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她是对的。她深信一个人的额外财富不应该建立在一千个人破产饥饿的基础上。这是她的观点，我相信她能超越金钱看到更长久的东西。她认为我肯听她的话，她相信通过影响我的行为可以为公众做点好事。于是她留下来没走。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

“你能解释这个事儿吗？”

黄金大王停顿片刻，沉思不语。

“这对她是极其不利的，我不能否认这点。女人也确实有自己的内心生活，超过男人的理解。起先，刚出事，我太吃惊了，我简直认为她是由于过分激动而完全违反了本性。我脑子里有一个解释，现在我如实告诉你，不管它是真是假。显然我妻子是一个极端妒忌的女人。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对精神关系的妒忌，它比对肉体关系的妒忌更可怕。尽管我妻子没有理由妒忌我和女教师的关系——这个我看她也知道——她确实觉得这位英国姑娘对我的思想和行动有一种她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影响力。虽然这是一种好的影响，但也无济于事。她恨她恨得发疯，她血管里始终有着亚马逊悍妇的血液。她可能企图谋杀邓巴小姐——或者可以说是用枪威胁她叫她离开我们。可能发生扭打，枪走了火，反而打死了持枪的人。”

“这种可能我早已想到过了，”福尔摩斯说，“可以说，这是唯一可以代替蓄意谋杀的解释。”

“但她完全否认发生过这种情况。”

“否认并不是证据，对不对？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处境如此可怕的女人可能会迷迷糊糊地回了家，手里还拿着枪。她甚至可能把它和衣服扔在一起，自己还不知道，当枪被查出来时她可能矢口否认以图了事，因为怎么解释也是讲不清的。你用什么来推翻这个假设呢？”

“邓巴本人。”

“也许吧。”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我相信我们今天上午可以获得必要的许可证，并可乘晚车到达温切斯特。很有可能等我见过这位年轻女士以后，我会在这件事情上对你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我不能担保达到你预想的结论。”

在取得官方许可的问题上有点耽搁，结果当天没有去成温切斯特，而住在汉普郡的奈尔·吉布森先生的庄园雷神湖地区去了。他本人并未陪同，但他给了我们萨金特·科文特里警官的地址，他是最初查验现场的地方警察。这是一个又高又瘦、肤色苍白的人，神态有点诡秘，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他知道许多不敢说出的情况。他还有一个突然把声音放低仿佛事关重大的毛病，而实际上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在这些表面的毛病背后，他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一个正派诚实的人，并没有傲慢到不肯承认能力有限而需要帮助的程度。

“不管怎样，我宁愿你来，不愿苏格兰场来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警场插手，地方警察即使成功也没有荣誉，失败则大受埋怨。而我听说你是公平的。”

“我根本不署名，”福尔摩斯对大为放心了的忧郁的警官说，“即使我解决了疑难，我也不要求提我的名字。”

“肯定地说，你很大度。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也很诚实，我知道的。那么，福尔摩斯先生，咱们一边往那地方走着，我一边提一个问题。我只对你一个人讲。”他向四面张望着，仿佛不敢说似的。“你不觉得这案子可能不利于吉布森先生本人么？”

“我考虑过这点了。”

“你没有见过邓巴小姐，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他很可能嫌他妻子碍事。而这些美国人比咱们英国人更容易动用手枪，那是他的手枪。”

“这一点证实了吗？”

“是的，那是一对手枪中的一支。”

“一对中的一支吗？另一支在哪里？”

“他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没有找到与这支完全一样的，但枪匣是装一对枪的。”

“要真是一对中的一支，总应该能找到另一支的吧。”

“我们把枪都摆在他家里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以后再说吧。咱们还是一起去看看现场。”

以上对话是在警官的小屋里进行的，这屋已成为地方警察站了。从这里走半英里路，或者说穿过了秋风瑟瑟的、遍地是金黄色凋落了的羊齿植物的草原，我们就到了一个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顺着雉鸡禁猎地的一条小路来到一块空地上，我们就看见土丘顶上那座曲折的、半木结构的住宅了，它一半是都德朝风格，一半是乔治朝建筑。我们侧面有一个狭长而生满芦苇的小湖，中心部分最狭。马车路沿着一个石桥穿过湖面，而湖的两翼形成一些小池沼。警官在桥头停下来，指着地面说：

“这里是吉布森太太尸体躺着的地点。”

“你是在尸体移动之前到达这里的吗？”

“是的，他们当即把我找来了。”

“谁去找你的？”

“吉布森先生本人。在有人大呼出事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从宅子里跑下来，他坚持在警察到达之前不许移动任何东西。”

“这是明智的。我从报纸上得知枪是在近旁打的。”

“是的，非常近。”

“离右太阳穴很近吗？”

“枪口就在太阳穴边。”

“尸体是怎么倒下的？”

“仰面。没有角斗挣扎的痕迹。毫无痕迹。没有武器。她左手里还攥着邓巴小姐给她的便条。”

“你是说手里攥着？”

“是的，我们很难弄开她的手指。”

“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排除了死后有人放条子做假证据的可能性。还有呢！我记得条子很简短，写的是：

“我将于九时到雷神桥。格·邓巴。”

“是这样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

“邓巴小姐承认是她写的条子吗？”

“是的，承认。”

“她怎么解释这件事的？”

“她准备到巡回法庭上进行辩护。她现在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确实是耐人寻味。便条的用意非常含糊不清。”

“不过，”警官说，“如果允许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认为在整个案情中便条的含义是唯一清楚的。”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现在假设条子真正是她写的，它当然是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被收到的。那么，为什么死者还用手攥着条子呢？她在会见中总用不着去看条子吧？这不是很奇怪吗？”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奇怪。”

“我需要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说完他就坐在石栏杆上。我看出他那警觉的灰眼睛到处瞧着。突然，他一跃而起，跑到对面栏杆跟前，掏出放大镜细看石头。

“怪事。”他说道。

“是的，我们也看见栏杆上的凿痕了。我想可能是过路人凿的。”

石头是灰色的，但缺口却是白色的，只有六便士硬币那么大。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似是猛击的痕迹。

“这需要很猛的撞击才能凿成这样，”福尔摩斯沉思地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石栏几下，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果然是猛击的结果，而且是凿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而不是靠上手。”

“但这里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约457厘米）。”

“不错，是有十五英尺。说不定与本案毫无关系，但还是值得注意。好吧，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你是说，附近没有脚印吗？”

“地面像铁板一样的硬，福尔摩斯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痕迹。”

“那我们去吧。可以先到宅子里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到温切斯特去，我想先见见邓巴小姐再说。”

吉布森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在他家见到了上午来访问过我们的那位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着一种邪恶的意味给我们看了他雇主的那些可怕的排列着的各式各型的武器，这些都是主人冒险的一生中积累的东西。

“吉布森先生树敌不少，这个，凡是了解他的性格和作风的人都不会奇怪的。”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抽斗里总是放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他是一个狂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怕他。这位去世的夫人时常被他吓坏。”

“你看见过他对她动手吗？”

“那我倒不敢说。但我听见他说过几乎同样恶劣的话，不在动手以下，那是残酷和侮辱的言词，甚至是当着佣人的面儿说的。”

“这位黄金大王在私人生活方面似乎是不大高明，”当我们朝车站走着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你看，华生，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但我还是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地不喜欢他的东家，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情况却是：发现出事的时候主人无疑是在书房里。晚餐是八点半结束的，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正常。当然发现出事的时间是在夜里，但事件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没有任何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归来以后曾到户外去过的证据。反之，邓巴小姐承认曾约定在桥边和吉布森太太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肯说，因为她的律师劝她保留自己的辩护等待开庭。我有几个极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非得见到她我才能放心。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案子对她是非常不利的，只除了一点。”

“是什么，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手枪。”

“什么！”我吃惊地说，“我还以为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对。我第一次刚读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感到古怪，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我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依据。我们需要的是不自相矛盾。凡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预谋要除掉一个情敌的女人。你已经计划好了，写了一个条子，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你做了案，一切都干得很利落。难道你在做了这么巧的案之后竟会干出如此不像一个伶俐凶手的蠢事，你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去灭迹，反而小心翼翼地把枪带回家去放到自己的衣橱里，明知那是头一个将受到搜查的地方？我说，华生，了解你的人大概不会说你是一

个有心眼儿的人，但即使你这么个人也不会干那么蠢的事吧。”

“也许一时感情冲动——”

“不会，不会，我不相信有那种可能。如果犯罪是事先策划好的，销赃灭迹也必是事先策划好的。所以，我认为咱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错觉。”

“但你的观点还需要解决大量的疑问。”

“不错，我们就是要解决它。一旦你的观点转变过来，原来最不利的证据也就变成引向真相的线索。拿手枪来说吧，邓巴小姐说她根本不知道手枪。照咱们的设想来推论，她这样说是说的实话。因此，手枪是被放到她衣橱里的。是谁放的呢？是那个给她栽赃的人。那个人不就是犯罪的人吗？你瞧，咱们一下就找到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了。”

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在温切斯特过夜，因为手续还没有办好。第二天早晨，在那位崭露头角的承担辩护的律师乔埃斯·卡明斯先生陪同下，我们获准到监狱里看邓巴小姐。听了那么多关于她的传闻，我是有准备去见一位美人的，但她给我的印象仍然是难以忘怀的。难怪那位令人生畏的黄金大王也在她身上看到了比他自己更强有力的东西——能够制约和指导他的东西。当你注目于她那强而有力的、眉目清晰却极其敏感的脸时，你会觉得，尽管她也会做出一时冲动的事情，但她的素质中有一种内在的高贵性，总会使她对人产生好的影响。她肤色浅黑，身材修长，体态超俗而神情端庄。然而她那双黑眼睛里却有一种无助而哀婉的表情，犹如被逐之兽感到四面已布下罗网而无处逃生。当她得知前来看她和帮助她的是有名的福尔摩斯时，她那苍白的双颊泛起了一丝血色，她那朝我们投来的目光也有了一丝希望的光彩。

“大概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对您讲过我们之间的一些情况了？”她低声激动地问道。

“是的，”福尔摩斯答道，“你不必再讲那些不好说的情况了。见到你之后，我相信吉布森先生说的是实情，不论是关于你对他的影响还是你们的纯洁关系。不过，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在法庭上说清呢？”

“本来我认为指控不可能成立。我本来想，只要我们耐心等一等，一切都会澄清，用不着我们去讲那些难以启齿的家庭内部细节。现在才知道，不但没有澄清反而更严重了。”

“我的小姐，”福尔摩斯急得大声说道，“我请你对这点千万不要抱什么幻想，卡明斯先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全部情况都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取胜。如果硬说你不是处在极大危险中，那才是毫无自知之明。请你拿出最大的努力来帮我搞清真相吧。”

“我绝不掩饰任何情况。”

“那请你讲讲和吉布森太太的关系。”

“她是恨我的，福尔摩斯先生。她用她那热带性格的全部狂热恨我。她是一个做事彻底的人，她对她丈夫爱到什么程度，也就对我恨到什么程度。也可能她曲解了我和他的关系。我不愿说对她不公平的话，但我认为她那强烈的爱是在肉体意义上的，因此她无法理解那种在理智上乃至精神上把她丈夫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她也无法设想我仅仅是为了能对他的强大力量施加好的影响才留下来的。现在我算是看出自己的错误来了，我没有资格留下来，既然我引起了别人的不快乐，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我离开，这种不快乐也不会消失。”

“邓巴小姐，”福尔摩斯说，“请你确切告诉我那天事件的经过。”

“我可以就我所知把真相告诉你，但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真相，另外有些情况，而且是最重要的情况，我既不能解释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去解释。”

“只要你能把事实真相说清楚，也许别人可以解释。”

“好吧，关于我那天晚上去雷神桥的问题，那是由于上午我收到吉布森太太一个条子。条子放在我给孩子上课那屋的桌子上，可能是她亲手放在那里的。条子上说，她要求我晚饭后在桥头等她，她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并让我把回信放在花园日晷上，因为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保密，但我还是照她说的做了，接受了约会。她还让我烧了她的条子，于是我就在课室的壁炉里把它烧了。她是非常害怕她丈夫的，他时常粗暴地对待她，我常为这事批评他，所以我只是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他知道这次会见。”

“但她却小心地留着你的条子？”

“是的。我奇怪的是，听说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那个条子。”

“后来呢？”

“后来我按时去雷神桥了。我到那里时，她已经在等我。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是多么痛恨我。她就像发疯了一样——我觉得她真是疯子，有着精神病患者常有的那种虚幻自欺的特异才能。不然的话，她怎么会每天对我淡然处之而心里却又对我如此之仇恨呢？我不想重复她所说的话。她用最怕人最疯狂的语言倾泻了她全部的狂怒仇恨。我连一个字也没回答，我说不出话。她那样子叫人没法儿看下去。我用手堵着耳朵回身就跑。我离开她的时候她还站在那里对我狂呼乱骂，就在桥头。”

“就是后来发现她的地点吗？”

“在那几米之内。”

“但是，假设在你离开不久她就死了，你没有听见枪声吗？”

“没有。不过，说实在的，福尔摩斯先生，我被她的叫骂弄得精神上厌烦透了，我一径逃回自己的屋里，我根本不可能注意到发生的事情。”

“你是说你回到了屋里。在次日早晨之前你又离开过屋子吗？”

“是的，出事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和别人一起跑出去看了。”

“那时你看见吉布森先生了吗？”

“看见了，我看见他刚从桥头回来。他叫人去请医生和警察。”

“你觉得他精神震动了吗？”

“吉布森先生是一个强有力、能自制的人。我认为他是不会喜怒皆形于色的。但是作为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我看得出他是深深地动了感情。”

“现在谈谈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你屋内发现的手枪。你以前看见过它吗？”

“从没看见过，我发誓。”

“什么时候发现它的？”

“次日早晨，当警察进行检查时。”

“在你的衣服里？”

“是的，在我的衣橱底板上，即在我衣服下面。”

“你不能猜想它放在那里有多长时间了吗？”

“头天早晨以前它还没在那儿。”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头天早上整理过衣橱。”

“这就是可靠的依据了。就是说，曾有人进你屋内把枪放在那里，为的是栽赃。”

“准是这么回事。”

“在什么时间干的呢？”

“只能是在吃饭时间，要不然就是当我在课室给孩子上课的时候。”

“也就是当你收到条子的时候？”

“是的，从那时起以及整个上午。”

“好，谢谢你，邓巴小姐。你看还有什么有助于我侦查的要点么？”

“我想不出了。”

“在桥的石栏杆上有猛击的痕迹，就在尸体对面栏杆上有新击的痕迹。你能提出什么说明吗？”

“我想是巧合。”

“但很古怪，邓巴小姐，非常古怪。为什么偏偏在出事的时间，偏偏在出事的地点出现痕迹呢？”

“但怎么会凿成那样的呢？只有很猛的力量才会凿成那样。”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他的苍白而专心致志的面孔突然现出那种紧张而迷惘的表情，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总是他的天才迸发的时刻。他头脑中千钧一发的时刻表现得如此明显，我们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我们大家——律师、拘留犯和我，都默默而紧张地守着他，一言不发。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身来，他浑身由于紧张和急需行动而微颤起来。

“来，华生，来！”他喊道。

“怎么了，福尔摩斯先生？”

“不要担心，小姐。卡明斯先生，你就等着听我的信儿好了。托了正义之神的福，我要破一个管叫全英国欢呼的案子。邓巴小姐，明天你就会得到消息了，目前请你相信我吧，乌云正在驱散，真相大白的光明前景即将到来，我对此充满信心。”

从温切斯特到雷神湖本不算远，但对我来说，由于着急而显得很远，而对于福尔摩斯来说简直是无限长了。因为，由于神经极度兴奋，他根本坐不住，不是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就是用他那敏感的长手指敲着身边的垫子。突然，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我们单独占着一节头等车厢——他把两手分别放在我膝上，以一种特别顽皮的眼光（这是他平时的典型表现）直视我的眼睛。

“华生，”他说，“我想起来了，你一般同我外出办案总是带武器的。”

我带武器对他是有好处的，因为每当他全力思考问题时根本不顾安全，所以有好几次我的手枪都救了急。我把这个告诉了他。

“是的，是的，我在这种事情上有点心不在焉。但是你现在身上带着手枪吗？”

我从后裤袋里把枪取出来，那是一件短小、灵便但是非常得手的小武器。他接过枪，打开保险扣，倒出子弹，仔细观看。

“够沉的，分量够沉的。”他说。

“是的，很结实。”

他拿着枪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华生，”他说，“我相信你这支枪将和咱们侦查的秘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我说的是真话。咱们要做一个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真相就大白了。实验全靠这支小枪的表现了。拿出一枚子弹，把其余的装好，扣上保险，好！这就增加了重量，更好试验了。”

我一点也不知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也没有帮我弄明白，而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后来我们在汉普郡小车站下了车。我们雇了一辆破马车，一刻钟之后就到达我们那位推心置腹的友人警官家里了。

“有线索了，福尔摩斯先生？什么线索？”

“那全靠华生医生的手枪的表现了，”我的朋友说，“这就是手枪。警官先生，你能给我十码绳子吗？”

于是从本村商店买了一球结实的细绳。

“这个足够用了，”福尔摩斯说，“好，如你们方便的话，咱们就可以开始最后一段旅程了。”

太阳正在西沉，把一片连绵的汉普郡旷野照成一幅奇妙的秋色图景。警官勉强陪着我们走着，不时对我的朋友投以批判和怀疑的目光，仿佛对他的精神是否正常颇有疑虑。走近现场时，我可以看出，我的朋友虽然貌似镇静，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是的，”他回答我的疑问说，“以前你也看见我失败过，华生。尽管对这类事情我具有一种本能，但本能有时还是叫我上当。刚才在温切斯特监狱内我初次在脑中闪过这个想法时，我相信它是确定不移的了，但是灵活的头脑总是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个人总能想出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答案而把我们引入歧途。不过，话又说回来——好吧，咱们只有一试便知了。”

一边走着他把绳子的一端牢牢地拴在手枪柄上。我们到达了出事的现场，在警官帮助下，福尔摩斯非常仔细地画出尸体躺的地点。然后他就到灌木丛里去寻找，最后找到一块相当大的石头。他把石头拴在绳子的另一端，再把石头由石栏上往下垂，吊在水面之上。然后他站在出事地点，手里举着手枪，枪与石头之间的绳子已经绷直了。

“现在开始！”他喊道。

说着他把手枪举到头部，把手一松。手枪被石头下降的重量一下子就拖跑了，“啪”的一声撞在石栏上，然后就越过石栏沉入水中去了。福尔摩斯紧跟着就跑过去跪在石栏旁。他欢呼了一声，这说明他找到了他期待的东西。

“还有比这更确切的证明吗？”他喊道，“快来瞧，华生，你的手枪解决了全部问题！”他用手指着第二块凿痕，其形状大小与第一块凿痕一模一样。

“今晚我们住在旅店。”他站起身来对惊讶不止的警官说。

“你可以找一具打捞绳钩，你可以不费力气地捞起我朋友的手枪。你还可以在近旁捞到那位志在报复的女士所使用的手枪和绳子、石头，这都是她用来掩盖她的罪过并把谋杀罪嫁祸于无辜者的用具。请你告诉吉布森先生我明天上午要见他，以便办理释放邓巴小姐的事宜。”

那天夜里，当我们在本村旅店里吸着烟斗的时候，福尔摩斯简短地回顾了事情的经过。

“华生啊，”他说道，“我看你把这个雷神桥案件记录到你的故事里，恐怕也增加不了我的名誉。我的脑子有点迟缓，我缺乏那种把想象力和现实感综合起来的能力，这种综合是我的艺术的基础。我承认，石栏上的凿痕已经是解决问题所需的足够线索，但我没有能更快地找到答案。

“咱们得承认，这个不幸女人的思考力是很深沉很精细的，所以揭示她的阴谋不那么容易。我看，在咱们办过的案子里还没有比这更奇特的例子来表明变态的爱是多么可怕。在她眼里，不管邓巴小姐究竟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是她的情敌，都是同样不可饶恕的。显然她把她丈夫用来斥退她表现感情的那些粗暴的举动言词都归咎于那个无辜的女士了。她下的第一个决心是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决心是想方设法使她的对手遭到比立刻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咱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所采取的各个步骤，这表明一个相当精细的头脑。她很聪明地从邓巴小姐那儿弄到一个条子，使人看来仿佛是后者选择了犯罪的地点。由于急于使人容易发现条子，她做得过分了，到死手里还拿着条子。单这一点就应该更早地引起我的怀疑。

“然后她拿了她丈夫的一支手枪——在宅子里是有个武器陈列室——留给自己用，而把相同的一支手枪在当天早上放掉一颗子弹之后塞进邓巴小姐的衣橱，在树林里放一枪是不会引起注意的。然后她到桥头，设计好这个极其精巧的消灭武器的办法。当邓巴小姐来赴约时，她就竭尽最后的力气把对她的仇恨倾腔喷出，等邓巴走远之后她就完成了这个可怕的任务。现在每一个环节都清楚了，锁链是完整的，报纸也许会问为什么开头不去到湖里打捞，但是事后讲漂亮话总是容易的，再说这么大的苇塘也无从打捞，除非你明确地知道要打捞什么和在哪里打捞。得了，华生，咱们总算帮了一个不平凡的女人的忙，也帮助了一个强有力的男人。要是将来他们联合起来，看来这并非不可能的，那么金融界会发现，吉布森先生是在那个教授人间经验的伤心课堂里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