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易代之变局，无法不涉及明季的士风问题。

可明季士风又是个极为复杂和庞大的问题，除一般正史、野史之纪传外，尚涉及到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历年来已有许多名家专著及论文谈及。余才疏学浅，也无独到之见，即使论之也不过人云亦云，只是又颇羡古人所云之微言大义，故以陋见择其末端而记之，错讹之处难免，且权为大家茶余饭后之谈资罢。

说士风之前，先得说说“士”这个名词。

士，最早的本意是指成年男子，至周以后逐渐演变为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称谓，再以后又演变为对进入宦途的知识分子等阶层的称谓。如《礼记•曲礼》说“士”的含义时道：“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到了《汉书•食货志》时才说：“学以居位曰士”，是以在秦汉之后，“士”才逐渐扩大为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由于“士”字具体含义是逐渐演变的，是以到了近代，还因此出过个小小的掌故。

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谈论文言与白话之问题，在引晏婴“二桃杀三士”这一典故时，大约一时疏忽，竟将其解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此处“士”之原本含义，当是指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而不是读书人，因为为了两个桃子死去的那三人，都是当时的勇士。

章老先生因此被鲁迅先生劈面重重地打了一拳讽刺道：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1）。

说起来，这个错误确实比较低级，也难怪要被鲁迅抓住了痛殴。不过章老先生的学问，我还是很景仰的，毕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精力有限，是以才有术有专攻这一说，而这小学又本就是项十分令人头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彻底非议章老先生的学问和见识。当然，在论战的时候被人抓住破绽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头没话说。

逸闻说完，继续说“士”。

中国士人，历来重视士节。秦以前士人的理想规范有“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等等（2），其中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则求为帝王师，相当地理想主义。

而那个时期的君主，也大多对士人表现出了颇多尊重的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可见当时的君主和士人关系的社会准则，与后来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人认为君主和士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靠相互尊重来维系的，而《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规范，则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并仗节直言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那个时期“士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

到了唐宋时期，君主对士人也相对比较优容，君臣之间客礼相待甚为普遍，即使是昏庸君主，也不至于苛暴太过，尤其有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人的祖训，以及之前因五代十国对学术、文化等各方面的破坏，使得当时对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尊崇格外地凸现出来，因此在宋朝时，政治和思想学术这两方面互为表里又融会贯通，士人的自尊和社会地位都由此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的高度，其思想成就如程朱理学等，更是从此贯穿于以后的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

然而宋朝此种的重文轻武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的武备方面出现了相对比较疲软和积弱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又使得士人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大行其道，一反魏晋玄学的清谈和唐时争道统、排释教之风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心怀，便均是宋朝士人因国家积弱而起的忧思和理想。

到了明代，其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史上比较罕见的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但他从根本上对整个士人阶层的轻视与暴虐，也一样是罕见的，并且他的这种个人态度还被制度化后长期保留了下来。这种长期而持续地骨子里对士人轻视并施以暴虐的态度，不能不说对明代士风的转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而明代中后期正德朝的“谏南游”、嘉靖朝的“议大礼”及万历朝的“争国本”等事件，除了都是皇帝和大臣对峙以外，在其他如政治风气等各方面看起来似乎并无什么太多的直接关联，均是些关于财政开支、礼仪及宗法制度方面的争执，表面结果也是两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严重受损等等。

但实际上，它们产生的后果并不那么简单，这些事件之间都有着相当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其后果之严重，也不仅仅是几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而已。

明朝中期，正是政治体制大变革以及掌握国家机器运作的大批官僚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发生一系列改变的时期，这一系列的事件，则多多少少是士节、士风转变的触发点之一。其后在其他各种合力的作用下，使得整个士人官僚群体乃至整个国家的总体思潮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正是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思想转变，在后来较大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兴衰。

可以说，明中叶和明季士风的大幅度转变，也是崇祯十七年结局的重要发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