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

——阮、马公案及明季东林党人之失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那便是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实在是十分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

我们可以来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1）”，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说法还大大地有嫁祸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而形成这一局面客观上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和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思庙煤山殉国以后，自安徽起的南方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残明**的统治之下，因此谁来继统的问题，显然成了那时的头等大事。

当时有条件有资格继承大宝的人选大致有四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位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但是前三位藩王中，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的辈分要大崇祯一辈，是万历皇帝的儿子，且两人当时身在广西；而潞王朱常淓则干脆就不是万历这一脉所出，乃是万历的侄子，辈分也一样大崇祯一辈。不过由于他和福王朱由崧，还有另两位旧藩周王、恒王当时都在淮安，因此就地理条件看，十分勉强地也可算一个人选。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东林朝士们孜孜以争的就是血统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都居长，而朱由崧又是其长子，和崇祯是同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嘉靖继位的“兄终弟及”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缘关系隔了一层，连辈分也要大崇祯一辈，所以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轮得到他。

但偏偏这个时候相当部分的东林党人却开始自己煽起自己嘴巴来，他们闭口不讲嘉靖“大议礼”和万历“争国本”时那套被奉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却开始讲起“立贤”来了。

可见，人身上舌头这件玩意，那真是最没骨头的软东西。

其时在籍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在知道思庙殉国的消息后，数度奔波于家乡常熟和南京之间，以“立贤”之名四处鼓动朝臣们拥立潞王朱常淓，而支持他的有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山东佥事雷演祚、礼部郎中周镳等人，这些均是东林体系的骨干（其中有些人的态度各书记载不一，但是他们不拥福王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他们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反常，只因他们并非真的是在讲什么“立贤”。

明代的藩王，自宁王以后，充其量也就是个大地主，这几位藩王在封地时，被中央**看得死死的，一无政绩二无实权，了不起只能收收租，有什么贤不贤的。而他们想拥立的那位“贤”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更是证明他不但不贤，还是个十分无耻全然没有气节的人，比之福王弘光帝甚至都可说大有不如。在清军破江南攻打杭州时，城下的明军与清军正在大战，他却在城上以酒犒劳清军，一心只要献城投降，如此数祖忘典的无耻之人，何贤之有？

因此说到底，所谓的“立贤”，不过是部分东林党人出于一己私利提出的口号而已。

他们既拿不上桌面、也不能说出口的真正原因，乃是福王朱由崧的奶奶、老福王朱常洵的母亲，正是万历朝“争国本”事件中的主角之一郑贵妃，也是后来泰昌、天启时“红丸”、“妖书”、“梃击”等案的主角，是东林党一直以来的大对头。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的抗争，万历皇帝和郑贵妃试图谋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算盘才落了空，而朱常洵也因此被迫离京，去了洛阳就藩，以至最后死在了李自成手上。

此刻的残明南京**中，东林一脉人士占据了相当优势，可以想见他们当时必然非常惧怕小福王朱由崧继位后来个秋后算帐，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击报复，因此他们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看见小福王朱由崧坐上皇位的。

对此，《明史》亦有记曰：

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而当时另一位实权人物，东林烈士左光斗的门生、残明首席重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态度，则显得模棱两可摇摆不定。

他一方面心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论血统，都是福王朱由崧当立，如果另立他人，尤其是立从哪方面看都不太合适的潞王朱常淓，只怕马上就是一场天大的政治风波，这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下，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完全无法预料后果。

可问题在于他又是东林魁首之一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福王一脉继位必然也和大部分东林党人有同样的疑惧，再加东林势力对拥立福王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使得他非常矛盾。在此种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他悄悄赶赴几位藩王所在地的管辖长官凤阳总督马士英处，与其商议大计。

他之所以要去和马士英商量，并非因为马士英和他私人关系好或者其人官位够高，也不是因为马士英见识过人，而是因为马士英督下有着几镇总兵率领的大批部队，手里抓着枪秆子，而福、潞两位热门候选藩王此刻又恰恰在他治地内驻足，因此无论想立谁做皇帝，都必须先要和他达成一致，在这个时候，马士英可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种对形势的最基本认识，史可法还是有的，而且说做就做马上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从此点看，史可法比之钱谦益之流，政治眼光还是高了不少。

而马士英此刻的态度颇亲东林，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2）。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由此可见，“拥潞”一派的东林党人所谓的为国“立贤”，压根就纯粹是为自身利益而罔顾社稷打出的一句口号而已。倘若他们真的是为了国家社稷“立贤”舍福王拥潞王，则当坚持“拥潞”力争到底，一国之君、皇帝人选岂能如此儿戏说换就换的？！

从这点上说，钱谦益、吕大器等人比之万历时期的东林前辈们，风骨相去甚远，正是东坡居士所谓的一蟹不如一蟹。无论那些东林前辈出于什么原因，单论他们敢不惜丢官丢脑袋，敢不顾私利和皇帝抗争到底这一点，就远比钱谦益等辈强得太多。

大局，看来就这样定了。

有可以统领朝士的首席大臣兵部尚书史可法、掌握几镇兵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东林党和朝臣们的赞同，桂王朱常瀛这皇帝位子似乎已十拿九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