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阮大铖在被名公子们逐出南京之后，跑到同样赋闲在家的周延儒那里哭诉了一番，大约好过了些，便回到南京城外的山里隐居起来。这期间，因为他与“逆案”要犯冯铨交情不错，所以和复社领袖张溥一起去走冯铨的门路，他拿出了白银一万两入股，合共以六万两（或曰二十万两）的价格买通了宫中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终于把周延儒又推上了首辅之位。

而马士英因当年动用公款被弹劾落职后，一直在南京闲住，此刻由阮大铖向周延儒举荐，终于复起凤阳总督，之后又凭籍这个位置拥立弘光，最后登上了南明首辅之位。是以马士英今日之富贵若追本溯源，实出于阮大铖之手，马士英心有报恩之念，也是人之常情。故而他一登上首辅之位，就试图起复阮大铖。

可这，却触犯了江南一带东林党人的大忌。

后来东林党人所修之史以及诸多笔记中，颇多指责马士英试图翻“逆案”，并斥马士英起复阮大铖是为“逆案”翻案之始，是为日后全面反攻倒算张本。

实际上这又是东林党人颠倒黑白之辞。如果说任用“逆案”中人就是要为“逆案”翻案的话，那么真正要翻“逆案”的便另有其人，而绝非马士英。

这位真正打算并且事实上已经实施翻“逆案”的人，就是被后世所敬仰的史阁部史可法大人。而且史可法试图“翻案”的时间和规模，都远比马士英起用阮大铖来得早，也来得大。

在五月初弘光帝尚为监国还未登基时，史可法负责起草监国诏书，他以为当前“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故特意将诏书内关于起用废臣一款中的“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删去，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举措，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相当符合当时要与北方清军和西北李自成进行对抗的需求和局面。然而等诏书发布时，他却赫然发现此段尚在。史可法因此说“后来不知何故，复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不过他大约是为了息事宁人，没有追究此事，也没直接说出是谁干的。然而，后来马士英却说他曾见史可法在疏奏中说他当时已经将“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入之”（31）。

这被史可法删除的一段文字到底是谁添进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见史可法自弘光尚为监国时起，就准备起用“逆案”中人，而且要全面废除不得任用“逆案”中人的往例，因此如果说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就是为“逆案”翻案的话，那么史可法比之马士英更是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却孜孜于攻击马士英要翻“逆案”，此岂古云之指鹿为马哉？

事实上马士英根本就没想过要全面废除这一往例，也压根没想过要翻“逆案”，他只仅仅想报恩，起复阮大铖一人而已。马士英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都明确表示过这点，在他的各种疏奏和举动中，也完全看不出有翻“逆案”的意图，而且他对魏忠贤一党是一直保持攻击态度的。

如马士英的姻亲监军佥事、河南巡抚越其杰，为人通明老于世故，曾经几次劝阻马士英不要去碰这个敏感问题，以免冒天下之大不韪，马士英当时明确对他说道：“吾所以荐阮者，了情面耳，非有他。幸为我过新建所，愿言英之不敢悖正人也。（32）”新建者，东林系内阁姜曰广也，他是和马士英在任用阮大铖问题上的直接冲突者之一。

而马士英在与几社领袖陈子龙谈到这一问题时，更是明确说“逆案”不能翻：“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33）”

在和当时的礼部尚书顾锡畴的交谈时，马士英曾抱怨道：“阮髯何用负天下，而人持之太急如是？今吾幸当事，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34）” 马士英这些情急之下的说话，已近乎于江湖豪杰的义气、意气之词，其中全不涉及党争和翻案和成分，很明确地说明此举纯属马士英要报恩而已。

终于，在起用阮大铖的问题上几次被阻以后，马士英开始不平起来，他有次论及阮大铖事时，对同在内阁的姜、高二人愤然道：

“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弘图曰：“公亦知天如为新建公高足耶？公此意大佳，来，吾辈不错也。”曰广曰：“凡吾所为者是非耳，千秋万世后，宁将以阮辈为君子耶？”士英曰：“吾固知之，人言尔辈横见规图，不然，吾何以至此？（35）”

陈子龙对马士英的评价中，有说其人性格因“久历封疆”而“傥荡不羁”，这话确实不错。此处的马士英就颇有江湖豪气，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

说起来，这马士英和张溥交情，应该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他籍贯贵阳，万历末年出仕，天启朝知河南、大同一带，随即去了山西，其时和张溥并无大的交集。而阮大铖与张溥倒是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为人脾性中的江海豪杰气，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再看他与顾锡畴之语，说自己于阮大铖一事上，“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足见其确实是“傥荡不羁”的意气之人，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而这些，也确实和是否要翻“逆案”全然无关。

在这件事情上，哪怕是对马士英、阮大铖并无好感的崇祯、弘光两朝的老吏李清，对东林党人的态度也不太看得过去：

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入阮时，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36）。

马士英当政之初，起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林系人士，又极力表白他与张溥的关系以及尊敬之心等等，确实始终试图与东林一脉搞好关系。此诗中，他援引前秦秦州刺史窦滔故事，以作《璇玑图》的窦妻苏若兰比刘宗周，以窦的宠妾赵阳台比阮大铖，对无法调和双方的遗憾之情，溢于纸上。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因此批评道：

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

顾诚先生此段说话可谓一针见血，将东林骨干们思想之狭隘僵化、门户之见深入骨髓等陋状批得淋漓尽致。

刘宗周等人所言，实在过于拔高马士英当政、阮大铖起复之作用，可后世往往为其所惑。实际上，当时就有相当部分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如弘光被灭、潞王降北之后，廷尉倪胤培道：“使王（潞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37）”确实，阮大铖何才何能，能以一人之起复与否而牵动江左兴衰？即使换了东林党人掌握实权，又能如何？所以这说到底还是东林党人惧怕弘光乘机报复东林，二则担心逆案中人报复东林，所以抬了那么大个大帽子出来，实际上这压根就和江左兴衰没什么关系。

黄宗羲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惟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

事实上终弘光一朝，“逆案”不但没有翻，反而倒有下令说“逆案无得乱雪（38）”，而逆案中真正得以起复者仅阮大铖、杨维桓、张捷寥寥数人而已，且这几人也确实都非魏党。阮大铖之事前已有论，杨维桓入逆案则是由于他在熊廷弼一案中与东林党意见相左，又在魏忠贤倒台后与阮大铖《七年合算》疏中意见一样，认为东林通王安也是通内乱政，因此被打入逆案。而张捷此人据《明史》诸传及李清的《三桓笔记》等资料看，此人“为官清干，居家孝友”，口碑还相当不错，只是因为在天启元年时和魏大中等人在“三案”问题上意见相左，此后和东林党人互相攻击不已，故被东林党人列为异己，对其不断地进行攻击和排斥。可即便是这样，哪怕杨维桓本人也说“逆案”不能乱雪，不然被昭雪者亦面上无光云云。是以说起来，这几起确实都是东林党为打击异己分子而制造的冤假错案，他们根本就不是魏党，只是和东林政见不同的异己分子，这平反昭雪原是应当之举。

因此江左之兴衰，实因部分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持之以恒地搞党争、继续其丑陋的门户之见，导致原本可以同舟共济一致对外的大好局面一朝之间分崩离析，而不是因为什么马士英当政和阮大铖的起复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