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到了上海，直奔《星期评论》编辑部。

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五号。1920年2月起，迁到三益里李汉俊家，这里住着李书城、李汉俊兄弟。

三益里位于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据说是因三人投资建造房子、三人受益而得名。

李汉俊也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

在三楼阳台，陈望道见到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茅盾）、李达，这才知道，孙中山电召戴季陶去广州，编辑部遂请陈望道来代替戴季陶编刊物。

当天晚上，陈望道就住在李汉俊家里。

李汉俊显得忧心忡忡，没有与他多谈。他初来乍到，也不便多问。

第二天，陈望道到编辑部时，发觉大家神色匆匆，情绪低落。原来，编辑部迫于**的打压，决定出满五十三期后，于6月6日停刊！

陈望道吃惊不小，办得好好的，咋说停就停呢？他不便问别人，正巧他在浙一师时的学生俞秀松也在这里当编辑，便把他拉到一边询问。

俞秀松是浙江诸暨人，比陈望道小九岁，“一师风潮”后，他被迫离开杭州，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组，不久便到上海，进入了《星期评论》编辑部。

俞秀松告诉老师，《星期评论》创刊一年来，刊登了不少观点激进的文章，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发行量有十几万份，当局十分不满，悄悄截留各地寄给编辑部的书报信件，又没收编辑部寄出去的杂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当局干脆勒令禁止，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准再寄。

俞秀松愤愤不平：这是什么世道！您瞧，堆在这里的这些，都是没有寄出去的。

糟糕，我还没正式上任呢，就丢掉饭碗了？陈望道一听傻眼了：戴季陶约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本来是要在刊物上连载的呀！

俞秀松安慰道：您别急，我正在与陈独秀、李汉俊一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要不，我找他们想想办法？

陈望道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把陈独秀给忘了。他对翻译的事很上心，他那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帮了我大忙呢。

陈望道没赶上编辑《星期评论》，却赶上了给杂志社收摊子。他帮着李汉俊一起，把积压的杂志拿到街上，避开警察，悄悄分发给过往市民。待把屋子收拾停当，已到了6月27日。

这天晚上，陈望道找到俞秀松，托他把《共产党宣言》译稿带给陈独秀，请他校阅把关。

俞秀松不敢怠慢，第二天上午就来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即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的寓所，将译稿郑重交给陈独秀。

老渔阳里二号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房。1897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同榜考中秀才，两人虽然信仰不同，但革命同路，同窗加同乡，感情颇深。所以，陈独秀回上海后，柏文蔚就将这栋房子借给了他。

陈独秀翻看一遍译稿后，连连称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础薄弱，没有一本像样的理论书籍指导，这本《共产党宣言》可是及时雨啊！

陈独秀按捺不住了，带上译稿和日文、英文版的“宣言”，马上就找到了李汉俊，一进门他就喊：好一个陈望道，他可是立了大功！你瞧瞧，他已经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了，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好好看看，帮忙润色润色。

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从小聪慧过人，口才了得，十四岁就东渡日本求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留日期间，他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8年回国后，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了《劳动界》，参与主持《星期评论》，还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

什么？他在我这里住了快一个月，居然没透露半个字。李汉俊张开嘴半天合不拢：这小子不声不响就干了件天大的事，我是既佩服，又惭愧！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读过大量的马克思原著，深知《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也曾动过翻译的念头，因自忖中文修养不够而作罢，听说这消息，自然吃惊。

陈独秀感慨不已：是啊，有志者，事竟成。你这通晓四国语言又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尚且知难而退，望道不事张扬，却终成大事，就更值得钦佩了。你多费点心，帮他把把关。

李汉俊连连摆手：休提把关，折煞我也。我当好好拜读，虚心学习。

过了几天，陈望道刚跨进门，李汉俊就从屋里拿出一沓手稿来：我没敢在你的手稿上动一个字，另外提了一点粗浅意见，你看合意不？如不合意，再商榷。

陈望道翻了一遍，十分惊讶：你做事这么上心！居然提了这么些意见，而且都很有见地。

两人当即坐在客厅里，将陈的译稿和李的改稿摆在桌上，对照着讨论起来。谈得兴起时，两人仰头大笑。有时为了一两个字意见不合，却又争得脸红脖子粗。李家人见状，连忙上前劝阻，他俩反倒莫名其妙，不知家人劝阻什么。害得李家人背后嘀咕：这两个神经病！

或许是秉性神似，或许是肝胆相照，李汉俊和陈望道成了一对患难之交，有相同的命运，却有不同的结局：一个是悲剧，一个是喜剧。

1920年春天，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出的代表，秘密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库茨佐娃和翻译杨明斋。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同领导五四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俄国革命和俄共经验，并研讨中国建党问题。

这年四月，维经斯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俄籍教师柏烈维介绍，与李大钊见了面。李大钊向他们隆重推介陈独秀。于是，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

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成立后，把尽快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为首要任务之一。一天，陈独秀约了陈望道和李汉俊等人碰头，商议出版的事。

李汉俊挠了挠头：现在局势已经趋于紧张，《星期评论》也被迫停刊了，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惹来麻烦。

陈望道眉头紧锁，叹了口气：是啊，上海的华界在军阀统治下，租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哪里能容忍《共产党宣言》公开印刷发行？

李汉俊接着说：还有一个难题——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

陈独秀踱着步子：钱的事，我来想想办法。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了一大笔共产国际经费，我找他去商量商量。

陈望道一听乐了：如此甚好！

听说要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维经斯基当即拍板：好！给你们一笔经费，你们干脆建一个印刷所，今后还要经常印资料呢。

拿到钱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立刻张罗起来。他们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秘密开设了又新印刷所，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

这天，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悄悄来到印刷所，心情急切得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

过了一会儿，工人送来几本刚装订好的小册子，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沁人心脾。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一边仔细端详，一边压低嗓门，兴奋地议论着。

翻开书本，里面无扉页、无序言、无目录，内文共五十六页，每页十一行，每行三十六个字，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用五号铅字竖版直排，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的页边字，页脚注汉字小写页码。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都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标题旁，除标明英文原文外，还用中文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资本家、财主”；“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

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哎呀，糟糕，印错了！怎么印成“**产宣言”了？

陈独秀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果然印着“**产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

可是已经晚了，几百册都已经装好。

怎么办？毁掉重印？几个印刷工人慌了。

陈独秀摇摇头：不行！我们本来就缺经费，毁掉重印太浪费了。

李汉俊安慰道：好在扉页和封底的书名没印错，没关系，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陈独秀思忖片刻，果断决定：这样吧，这些书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费赠送。把封面重新排一次版，这个月再印几百册，封面改成蓝色的。

当然，他们并没有料到，这一错误，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首印版提供了铁证。

看到在自己推动和资助下的成绩，维经斯基十分高兴。1920年8月17日，他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共产党宣言》八月版的两次印数只有千余册，一经推出，立刻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很快销售一空。九月，又印了一千余册，仍为蓝色封面，只是封底改为“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还是抢手得很。后来，***和陈毅在南京总统府图书室见到的，就是这个版本。

陈望道对鲁迅向来敬重，《共产党宣言》译作出版后，特地寄赠给他和周作人兄弟俩，请求他们指点。

鲁迅是知道陈望道的。他收到书后，当即翻阅了一遍，对周作人说：这本书虽然译得不够理想，但总算译出一个全译本来。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看到自己的心血获得空前成功，陈望道和陈独秀、李汉俊都十分兴奋，约了邵力子、沈玄庐等友人，悄悄地小聚庆贺了一番。

邵力子显得十分得意，端起家乡的绍兴老酒，有滋有味地“吱”了一口，晃动着大拇指说：我这个“月下老人”功劳不小吧？没有推荐错人吧？

陈独秀喝得两颊红扑扑的，逗他道：瞧你得意的。你干脆说，功劳统统归你一个人得了。

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独秀斟了满满一杯绍兴老酒，郑重其事地站起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本《共产党宣言》就像是一颗革命火种，必将在中国大地上呈燎原之势。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预祝中国共产党早日成功，英特纳雄耐尔早日实现！

说罢，一仰脖子，杯子见底。

干！大家齐刷刷地站起来，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邵力子说：有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却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纷纷投书到我们报馆求助呢，有的还打听这本书的背景。

沈玄庐接过话茬：好几位友人也找到我，缠着我打听这“社会主义研究社”在哪里，我咋能告诉他们？

他两手一摊，扮了个鬼脸：你们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罚酒，罚酒！

大家又是一阵笑。

李汉俊说：这“社会主义研究社”本来就是杜撰的，外人哪里知道就是咱们的新青年社？真实社址当然不能告诉外人，否则当局肯定要来找茬。难为你了，该罚，该罚。说着端起酒杯，陈独秀和陈望道也紧跟着端起杯。

陈独秀沉吟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继续做好再版的准备，另外在《觉悟》上发个公开信，把这本书的背景介绍下，给读者统一作个交代，同时含蓄地告诉他们购书地址。

好，这个我来写。沈玄庐自告奋勇。

邵力子转向陈望道：有的人在信中也指出了译作中的错误，我统计了一下，全书错字、漏字达二十五处，比如第一页中“法国急进党”写成了“法国急近党”。再版时还是纠正一下为好。

陈望道说：有些错误我已注意到了。你把那几封信转给我，我对照修改。

沈玄庐说：那我在公开信里一并回应吧。

陈独秀说：行。

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的公开信：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希望陈望道亲自校勘一遍！（玄庐）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文出版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虽然屡遭反动当局禁印，最初五年仍相继印制了十七版，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到五月已是第十七版了。第十七版版本的封面不同于首版，书末的版权页上翻译者也改为“陈佛突”，这是陈望道的笔名。

在北伐战争时期，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印得更多，随军散发，几乎人手一册，是国民**时期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后来出版时，为了避开反动**的迫害，书名、译者名和出版社名不断更换。光译者就有“陈晓风”、“仁子”等。据不完全统计，该译本有十多种版本。有的还流向国外，对当时在国外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最早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有关的一些人物，后来也是命运多舛，结局迥异。

李汉俊因为一些问题与陈独秀发生争执，在党内渐渐没了地位，变得心灰意冷。第二年年初，他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先后出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等职。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中央曾召集李汉俊参加。他并未到会，只是写了一封意见书，继续反对集权制和铁的纪律。不过，“二大”选他为中央候补委员。

李汉俊虽然离开了上海的党组织，但并没有放弃信仰，依然为心中的理想奔波。在他从上海带到武汉的行李中，就藏有浸润着他心血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在武汉期间，他经常拿出这本《共产党宣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武汉的党团活动。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李汉俊是大罢工组织者之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上，他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献给大会，并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告诫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工人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愈来愈扩大的团结。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迫使反动当局产生畏惧，向我们低下头来。

大罢工失败后，参与组织的施洋、林祥谦被害，李汉俊等人被通缉，成为捕杀对象。李汉俊被迫离开武汉去上海，又转到北京避难。出于谋生的考虑，他先后在北京**的外交部、教育部、农商部任职。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忘带着这本《共产党宣言》。

党中央对李汉俊在北京**任职很反感，发出公告给他处分。无奈之下，1923年5月，李汉俊在北京向中国共产党递交了脱党书。

递交脱党书的第二个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李汉俊自然没有出席大会。让他意外的是，他竟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有人叩响了李汉俊寓所的门。

他开门一看，愣住了，一把握住客人的手：守常，是你！

来人正是李大钊。李大钊嗔怪道：咋不请我进屋呢？你就这样待客？

喔，喔，没想到，真没想到。一向伶牙俐齿的李汉俊竟然语塞起来，仍然愣在门边。

李大钊也不客气，推开他，顾自闯了进来。李汉俊醒悟过来，慌乱地关上门。

李大钊抬头四处扫了一眼。这是一间不大的居所，屋顶很矮，几间旧家具胡乱摆放着，显得很拥挤。

李大钊不由得神色凝重：我们大名鼎鼎的理论家，生活竟这样窘迫。

李汉俊取下眼镜，低头擦着镜片，沉默好久，抬起头来，双眼已经噙满泪水。

李大钊吃了一惊：你怎么啦？

李汉俊有点难为情，赶紧掏出手绢擦了一下，带着鼻音说了一句：守常，没想到是你来看我……我已经流浪很久了，就像是个没娘的孩子，很久没有看到家里人了。说罢，眼泪又止不住淌了下来。

听了李汉俊的话，李大钊的眼圈也禁不住红了。他身子前倾，一手紧紧地握住李汉俊的手，一手抚着他的背，轻声劝慰道：我理解你的心情。是啊，我们在敌人的屠刀下可以不皱一下眉头，有时却难以承受自己人中射出的暗箭。你既遭反动当局的迫害，又被党内一些同志排挤，受了不少委屈，心里有很多苦水，我很理解。但是，既然投身革命，身许大众，受点委屈怕什么，舍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李汉俊听了，使劲点头，一把抹去泪水，眼睛里透出了刚毅。

李大钊热切地说：这次会上，很多人都念叨你，都为你没参加会议而惋惜，为你受到的处分鸣不平。仲甫也在会上深情回忆起你俩在上海时的难忘岁月。他看到一些代表带着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还特地说，李汉俊为这本书也费了不少心血。你虽然没参加大会，仍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你，你的娘家人没有忘记你！

一席话，说得李汉俊心里热乎乎的，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和落寞烟消云散。

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的事，他前几天已经获悉，曾为此激动得彻夜难眠，既感意外，又觉温暖。陈独秀在会上说的话，则是第一次听李大钊说起，同样令他意外。

看到李汉俊似乎还有点不信，李大钊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郑重地递给他：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我所言非虚了。

信是党的一位领导人写的，信中就李汉俊在“一大”上受到不公平对待致歉，并表示取消因他在北京任职给予的处分通告，要求他用各种方式继续帮助党做工作。

看罢信，李汉俊眉头一挑，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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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也欣慰地笑了。

大罢工风潮过后，李汉俊从北京回到武昌高师继续任教。但令人费解的是，从这时开始，他没有再参加过党的活动，并且据说出现了被认为是分裂党的行为（有一种说法是他打算组建一个新的党派“独立社会党”）。

是误入歧途，是组织误解，是遭人排挤，还是被敌对阵营蓄意陷害？我们心中有一连串的问号，期待将来考证。

不管何种原因，总之结果令人扼腕：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前后，李汉俊被党中央开除了党籍。

即使如此，李汉俊并没有放弃战斗，各种游行集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后来，他与党中央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

1926年春，陈独秀还邀请他到上海大学任教。刚在上海待了半年，又被董必武动员回了武汉，一起组织革命行动。

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李汉俊和董必武赶到长沙递送武昌敌军情报，这期间加入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

同年八月，北伐军进驻武汉，随后成立湖北政务委员会，李汉俊任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

1927年4月，湖北省**成立后，李汉俊任省**委员兼教育厅长。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汉共产党组织看来，李汉俊虽然脱了党，但他的言行早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且凭其政治素质堪当大任。他们经过认真讨论后，向党中央建议恢复他的党籍。

就在这时，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顾不上讨论李汉俊重新入党的事了。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正在汉口的住所里，好友詹大悲来访。

李汉俊拉着他说：来来来，杀几盘，今天不分胜负不许走。两个人坐上桌，摊开棋盘，一边捉对厮杀，一边分析起形势来。

记者出身的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辛亥革命先驱，通过李汉俊结识了陈独秀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大家考虑到詹大悲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在社会上影响大，认为他不公开为宜，党的指示精神由联系人传达。

李汉俊说：桂系军阀上个月开进武汉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你今后要小心点。

詹大悲忧心忡忡：听说刚上任的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生性残暴，杀人如麻，不知又有多少革命志士要遭殃。

詹大悲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道：我听说，你还在四处宣讲《共产党宣言》，老蒋可是把《共产党宣言》视为洪水猛兽呀！你要小心些！

李汉俊笑了笑，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神色凝重地大声道：《共产党宣言》乃是民众之希望，也是我之希望！我李汉俊怕什么！将来如果有一天为它丢了脑袋，那我会高声朗诵着《共产党宣言》走向刑场！

正说着，门突然被人踹开，几个荷枪实弹的军警蜂拥而进。真是说到阎王，阎王到，他们正是胡宗铎派来的手下和租界巡捕，为首的叫林运圣。

林运圣冷冷地问：谁是李汉俊？

看这阵势，李汉俊心里一惊，但表面上依然平静。他放下手中的棋子，站起来沉着回答：我就是。有什么事？

林运圣朝詹大悲一指：你，是干什么的？

詹大悲连忙站起来：来串门的。

林运圣眼一瞪：哼，串门？是串谋吧？你叫什么？

李汉俊刚想使眼色，詹大悲已经脱口而出：詹大悲。

林运圣嘴角一抽，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哼，这不是串谋是什么？巧得很，自投罗网啊，省得我到处找了。

他停顿了一下，狠狠地盯着他俩，拉长了声调：我奉上司命令，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你们。

说罢，林运圣朝几个军警一挥手：带走！几个军警如恶狼般扑了上来。

李汉俊的两个孩子惊恐万状，哇地哭了起来，扑过来抱住父亲不放。有孕在身的李汉俊妻子陈静珠，手上正端着一个托盘，见此情景慌了，托盘连同上面的茶杯咣当一声掉落到地上。

李汉俊挣脱军警，轻轻地摸摸孩子的头，抹去他们的泪水，轻声安慰道：别害怕，爸爸去去就来。

他站起来，走到妻子身边，爱怜地摸了摸她张皇失措的脸，平静地说：没事，你在家照顾好孩子，还有——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肚子：照顾好自己，别动了胎气。说罢，转身向门外走去。

陈静珠见李汉俊脚上还趿着一双拖鞋，连忙说：换了鞋子再走吧。

李汉俊回过头，朝妻子和孩子莞尔一笑：不用换！

谁知这一去，从此阴阳两界、天人永隔。这一笑，竟是他留给亲人、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笑！

不知是视他俩罪大恶极，还是视如草芥，胡宗铎连审也不审，就下令连夜枪毙。

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称李汉俊、詹大悲为“湖北共产党首领”。

噩耗传出，全国震惊，各大报纷纷报道，无一例外地称他们是“共产党首领”，但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什维克》在1927年12月发表《冤哉枉也李汉俊》，否定李汉俊为共产党员，“若詹大悲也以共产党罪名遭枪毙，那更是冤枉也。”

1952年，经董必武证明、毛**亲笔签署的烈士证书，发到了李汉俊家属手里。烈士证书上赫然印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既然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称他为“同志”，说明党已把他纳入了自己的怀抱。听到这失而复得的神圣称呼，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如在天有灵，是否会含笑九泉？

而沈玄庐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既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成为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他是浙江萧山人，早年任过云南广通县知事，辛亥革命初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1917年与侯绍裴等创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后又与戴季陶、李汉俊等创办了《星期评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与陈独秀等一起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还与俞秀松等在浙江创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沈玄庐后来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对立面。1928年蒋重掌国民党大权后，沈玄庐集结旧友亲信，企图推翻蒋介石统治，引起蒋介石的嫉恨。沈玄庐于1928年8月28日被何应钦派刺客刺杀，最终落得个可悲又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