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先生世人都讲‘士农工商’把商人排在末尾，先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台下那人问道。

“恩...我认为前人所说士农工商单从字面上的意思理解，难以断定前人把商人排在最末尾。我们可以首先先想想孔圣人在讲士农工商的时候是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在我看来那个时候生产力及其地下，人民衣不果腹，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又怎么言商呢？我想大家想必也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出了几个比较大型的商人，如魏国的白氏、齐国的范氏、赵国的赵氏、出国的屈氏都算是当时的大商家，这些商人运用自身之便，促进商品的流通，吧全国的钱财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之时官无常粮，民不聊生，孔夫子在这个时候提出士农工商的看法是不错的。”李尘道。

“到了汉朝的时候，商人依旧占据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那个时候世人无不经商，造成全国近八成的土地没人耕种，汉武帝征战用的粮草完全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董仲舒系统的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实行到今天，尽管这项制度曾被一些王朝摒弃过，但是它作为历史的潮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始终占据这一席之地。”李尘顿一下接着道。

“可是仔细想想，大唐盛世又是如何造就的？唐朝李氏对于商品流通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并且与周遭诸国通商，短短的不到五十年便通过这样以中国方式，赢得了其附属国的尊重，然而到了后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持续，为了集齐足够的粮草重农抑商的思想又被重新重视起来，导致了唐朝后期百年之乱。”

“因此再我看来，重农抑商政策于国家制度相始终，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前期实行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因是落后、闭塞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必然产物。 依靠自然的力量，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农业是古代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国家通过征收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鉴于这个原因以农业立国，必然成为历代的治国纲领。

然而到了现在，国家生产力水平虽然在发展，但是这项政之所以没有取消的原因便在于，国家的的税收上不去，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强行的鼓励农民开发土地，加强税收，然而土地虽然开采的多了，但是国家税收却没有上去？这是为何？

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土地兼并的严重，那些京城高官没有重视道商业发展的潜力。若是京城之中有人重视到商品发展的潜力，用商品的流通增加税收，那么京城所面对一切艰难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当有一天京城人看到明白这个潜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商业地位抬头的地步，对于那一天的到来，我身怀希望，而这些希望的源泉，便是众位。”李尘道。

“我还想请问先生，按照先生所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先前的那个学生继续提问道。

“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凭借你们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把这种职业做出成效来，京城众位必定会看到你们的力量，那个时候他们便会开始重视你们，那个时候我们距离我所想的世界距离不远了。”李尘回答完，自己的灵感也喷涌而来，紧接着道；“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问题，如何学习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想要得到重视，就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团体，唯一要注意的是我们朋而不党，众所周知，商人唯利是图，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用利益把我们的凝聚在一起，当然这种凝聚的方式有很多，大的说，晋商、微商、小的说浙江商会，苏州商会还有我们杭州商会，然而这种靠彼此之间的信用建立起来的关系式不牢固的。正如我前边所说的，我们要用利益的方式把这些商人凝聚在一起。

而这种凝聚的方式，便是成立票号，票号的成立使其共同成员的财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在一条战线上，让国家重视我们，利用我们，提升我们的在国家的地位。”

“那什么样的票号，才是先生所说的票号呢？”书院之中又有学生提问道。

“这个问题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票号的成立首先要有自己的宗旨，我认为票号的潜在目的是为了凝聚商人，但是更深层的宗旨便是为每一个国人提供更加方便的银子流通，促进商品交易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便是我们的第一要义。

我们要始终把我们服务的对象放在我们的第一位，给在我们这里寄存银两的人提供最为 便捷的服务。

有了这样的信念，那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积累足够的信用，而增加信用最简单的方式便是诚实守信，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诚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展壮大票号，实现我们更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有了诚信之后我们还要做的便是放利，我们票号归根结底的目的便在于服务，如何服务呢？我们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积累钱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要为全民所用，把我们借民众的钱，再借给民众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最广大的群体的支持发展我们的票号，一次形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大循环。

而实现这样一种模式，我们需求的人就越多，我们不能单靠那些苦读圣贤书的士子，我们要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人才，也就是职业的商人，这也是我今后要开设这样一个课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