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汨罗江防御战开启后，薛姓上将才惊讶的发现，这次日军投入的兵力真的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前线发现的日军番号，竟然有9个师团之多。

除了日军，中方并不知道，日军大本营为了这次湘桂作战，光是步兵，就投入了150个大队，这甚至比1938年江夏会战时的140个步兵大队还多了10个。

为了确保湘桂之战一战成功，日军大本营还专门派岛贯武志大佐接任第11军的参谋次长。

这是因为日军很少打欧洲战场上那种交战双方动辄投入百万兵力级别的大会战，懂得大兵团作战战术的军官很少，而这个空降第11军担任参谋部二把手的岛贯武志大佐却是日军中为数不多懂这类战术的指挥官。

如果你以为区区一个大佐而已，如何能体现出日本大本营对于此战的重视，那你还真是太过于小看这个岛贯武志了。

首先，日军的将领军衔不像中国有五级，从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到二级上将再到中将、少将，仅仅只有大将、中将、少将三级，大佐在日军军队序列中其实就已经半只脚踏入将领阶层，放在西方军衔体系中，就是标准的准将，已经是高级军官了。

其次，这次‘一号作战’计划，其实就是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和大本营高级参谋的岛贯武志带着一众中佐、少佐参谋们给捣鼓出来的，他们制定的战术，别看田俊六这种派遣军大将司令官在中国吆五喝六的是个人物，只要大本营签署同意，这帮佐官制定的战术，他也只能乖乖按计划书照做。

而在1942年，岛贯武志就由日本大本营派遣去欧洲战场学习考察日耳曼帝国和毛熊、日不落帝国作战经验，并还给在东欧战场上的日耳曼军当过随军高级参谋，很擅长大包围战、大歼灭战的理论研究和图上作业。

总之，日本大本营这次是给横山勇派了个很靠谱的智囊。

而这位在4月上旬刚刚到任，就展现出了他极为不俗的能力以及强硬的个性。

日军大本营原本制定的湘桂作战原则是‘速战速决’，第一步，快速拿下潭州、衡阳；第二步，攻克桂林、柳州，沿途摧毁中方和米方的重要机场，而后与抵达的中方主力进行决战。

总兵力高达25万的日军，有机会和超过50万的中方主力好好较量一番，若是胜利，则可以借着这场胜利给全岛军民狠狠打上一针鸡血，以利于和盟军在太平洋以及东南亚战场上的持续鏖战。

是的，对于‘一号作战’计划来说，打通大陆交通线只是战略目标之一，那只是军事战略目的。

而最重要的，是连续失利之下，不管是天皇还是日本大本营，都急需一场胜利来向全体国民证明，大日本帝国不是日耳曼，在远东地区还有独立作战并获得胜利的能力。

是的，对于已经日薄西山的日本帝国来说，一场会战的胜利已经是弥足珍贵，唯有如此才能从国内征得更多的青年加入军队，而后再将其投入到战火中，成为延续战争的养料。

自负至极的薛姓上将只看到了‘日薄西山’，却未曾想到兔子急了尚且会咬人，何况是已经将百年辛苦积攒下的老本都放上赌桌的红眼赌徒呢！

而抵达中国的岛贯武志和横山勇见面后，经过实地考察以及横山勇提供的第9战区中方将领个性、作战特点等情报分析再和横山勇一起对大本营原定方案进行反复推演后认为：

这次帝国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潭州虽然坚固，但不足为虑；相反，沿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进攻主线两侧的中国军队更应该重视，西面的第六战区在去年的常德会战中损失惨重，无须过虑；东面的第9战区在湘江两翼的侧击、伏击、尾击，才是决定此次会战胜负的关键。

两人共同判断，中方由于准备不足，很难在第四次潭州攻防战中就对帝国大军展开侧击，极有可能等到帝国大军进攻湘南的衡阳时才会展开。

因此两人决定，不按照大本营制定的‘速战速决，先攻柳桂，再行决战’的战略战术，而是以重兵围攻衡阳的同时，再以这个中国目前最大的后方工商业基地为诱饵，吸引中方第9战区的其他部队来此低决战，力图在这个阶段的运动战中尽可能的多歼灭中方主力。

当11军将这个决定上报给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都前移到江夏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都不敢做主，而是上报至大本营，结果日本大本营竟然批准同意了。

在大战来临之前，中日双方大将做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选择，一个将自己最可靠的智囊彻底架空并发配，而另一个却是极度信任，甚至是在近乎‘戴罪立功’的身份背景下，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提出修改既定战略战术的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智慧和勇气。

不同的选择，已经决定了第四次潭州会战的结局！

只不过，世间之事就是那般巧妙，中日双方在湘省各自最好的高级参谋以及作战最为强悍的将领，没在潭州碰着面，却将在衡阳碰个结结实实。

这其实也是注定了，衡阳城内外，尸骸将堆积如山！

只是现在的中日双方将领和官兵门，都将目光投注在潭州，这个湘省的省会，拥有有3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2400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身上。

在横山勇和岛贯武志的指挥下，为了这次湘桂作战的第11军可谓是做足了准备。

虽然一些参战部队是由国内新兵组建的独立步兵旅团置换出来的治安师团，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但日军用了两三个月世间来训练，并制定了极为细致的作战方案。

方案甚至具体到了每一次战斗的细则，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气候、地理环境等等。堪称完美的符合了中国那句老话：“成功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比如，薛姓上将在前几次潭州会战中搞出来的‘化路为田’的战术，这种堪称简单粗暴的战术可把第11军给坑苦了。

这种战术初始于1939年第一次潭州会战，第9战区吸取了南昌会战的教训，破坏一切可资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破路2000多里，把整个湘北变成了泥塘，让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寸步难行，导致日军各师团宁愿要杀伤力小但更容易拆卸运输的山炮、步兵炮和迫击炮，这也导致日军炮兵打击能力和城市攻坚能力直线下降。

到了第三次潭州会战，第9战区对于这种‘化路为田’战术更是运用的炉火纯青，把岳阳道潭州的几百里路基本上都挖成只容一个人走的田埂，田埂外的路基全部掘毁，放水变成水田。

这也就算了，参加第三次潭州大战还是预备第10师师长的方显绝不但把道路瓦城田埂，还不断变换田埂方向，忽左忽右，让日军不得不蛇形行军，结果被两翼埋伏于水田中的中国军人伏击，打得那叫一个狼狈不堪。

穿草鞋甚至不穿鞋的中国军人在水田里的机动性甩了穿牛皮靴的日本步兵十八条街。

一说起这个，亲眼目睹到好多到死都舍不得脱下牛皮靴同僚的日本第11军老兵们都是眼泪哗哗的。

穷人欺负富人的方式，就是如此的不讲理。

而这次，横山勇却是放下中将司令官的面子，下到基层去听取那些基层老兵和尉官们的建议，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别说这么多小短腿们一起冥思苦想了，他们终于想出了应对之道。

湘北丘陵上到处长满了松树，湘省民众们平时就靠这些松枝、松针烧火以及取暖之用，所以他们在破路时可舍不得砍了这些松树，这就给日军开通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日军此次修复道路时，一改过去主要对已破坏道路进行修复的做法，而是通过伐倒松树垫出路基，开辟出应急道路来，在没有松林的平原上，则不惜用牛马和人力拖曳，将一门门重达数千公斤的重炮给生生拖进湘北战场。

此外，日军还充分利用洞庭湖和湘江水运来维护后勤，掳掠了2500多艘民船运送野战重炮和炮弹。

这一次，在擅长大兵团作战的岛贯武志的指挥部署下，日军5个一线师团，在140公里至200公里的宽广正面齐头并进，最外侧的两个野战师团，就像一只鹰的两支强健有力的翅膀，阻挡着两侧中方军队的侧击，其余二线师团就在一线师团100多公里处，一旦一线师团黏住对手，他们马上跟进，形成梯次进攻。

日军使用‘广正面、波浪式’的战术策略，总能形成局部兵力优势，并保持住战场的纵深。

而于此同时，天空中的较量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

位于桂、柳各地机场的米国空军以及中国空军，装备着野猫、地狱猫乃至在欧洲战场上广泛使用的‘浩劫’攻击轰炸机，从飞机质量上已经全面超越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和九七战爆机。

自去年年底的常德会战以来，日军在空战中已然是屡屡败北，由空中向地面打击的主角早已变成中国和米国的战机。

这也是薛姓上将乃至方显绝都确认自己获得制空权的重要根据。

只是这一次，日军显然并不想将制空权拱手想让，第五航空军团在大本营和派遣军司令部的大力支持下，向战场上投入了超过260架战斗机和110架轰炸机，是自1943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大规模机群。

这显然也大大超出了中方和米方的预料，在潭州开战的第一阶段，中方和米方竟然没能掌控制空权，反倒是损失巨大，仅开战的第一天，就损失战机超过28架。

而日方虽然也损失了不低于30架的战斗机，可并没有丧失制空权，在柳州机场蓄势待发的28架浩劫攻击轰炸机不得不停止起飞，以避免遭受更大损失。

接下来数日，日本陆航依旧不死不休的投入大量战机至战场，地面上的步兵们在拼命倾泻着火力，天上也在卖命绞杀，不断的有战机冒着浓烟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