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大明以农桑为本，以平息兵事为要，而海贸是祸乱天下的源泉？！…”

庭院书房中，听到这样的话，施文德心中大骇，几乎坐不稳屁股上的半张椅子。他惊骇的原因，自然不是“农桑为本、海贸为祸”的说法本身。

实际上，这些士林主流的“农本商末”论调，他早就听说过无数遍，并且很是鄙夷。这些沿海的士绅家族，明面上“重农抑商、崇尚教化”，而背地里兼并土地、阡陌连横，驱使海商海匪，吞海贸带回的货物和银子，可从没见一点手软！

只是此刻，浙江布政使，浙江一省的最高大员，对他这个好不容易混到举人的海商之后，说出这句话的分量？！把海贸直接定性为“祸乱之源”，这敲打和警告的意味？！…

“嗯？思诚，你有什么不解之处吗？…”

“啊…学生…学生聆听藩台教诲，顿觉茅塞顿开！…圣人朱子曾说过…生民最重要的，是吃饱肚子…国家也同样如此…”

施文德结结巴巴，说了几句曾经和人争论时，听到的“农本”论调。而布政使王哲看了汗流浃背的施文德一眼，笑着指点道。

“思诚，朱子的集注，是我大明取士的根本，还是要好好学…朱子的原话，是‘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而为政之道，在于‘农本’，在于‘安定’。”

“这其中的道理，亦是朱子的‘气理’之学。从‘民以食为本’的人理，到‘国以农为本’的天理！对生民来说，商贸奢侈，浮华游乐，都只是末节。只要‘节欲修身’，都可以克制。唯独‘农桑’，吃饱穿暖，是必须要满足的。不然生民就没有了活路，国家也会动乱…”

“所以，我等遵循圣人教化，主政一方…首要之事，就是‘劝农’！每岁二月起，巡视全省各府县，‘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像是这一次，我以省会杭州为起始，巡视两月有余至今。而这开设市舶司的宁波港，就是我巡视的最后一站！…”

浙江布政使司的治所，自然是在最紧要的杭州府。右布政使司王哲的官邸，自然也在杭州。

杭嘉湖平原的农业生产，向来是整个浙省一等一的要事，也是明代浙省官场考课，最为重要的指标，是必须得抓紧督促的。而等这一圈春耕督导完成后，右布政使司王哲选择“开口通商”的宁波港，作为巡查的最后一站，并在这里逗留良久…琢磨起来，也确实有些意味深长。

就像王哲去年刚一到任，就吩咐下人，在“开舶通倭”的宁波港安置了别院，时常过来监察。对于这位北地山西出身、曾在陕西担任参政、在边地防备过“北虏”的布政使来说，怕是早已遵循北地经验，把宁波看成了浙省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看成最不安定的“边镇”了。

“啊！是…藩台教训的是…朱子之学，深奥广博，无所不包。对于其中的‘性理’、‘气理’之道，我还得仔细钻研…其中不解的地方，也要向藩台这样的博学先师，殷勤请益！…”

施文德满脸是笑，真诚奉承着，屁股又往前挪了挪，只坐了个边。朱熹的学问，一直是明朝开科取士的标准答案，相当于“国考”的本经。可里面真正的艰深之处，又哪里是施文德这种没有名师点拨，没有家学传承的海商子弟，能够弄懂的？

这可不是咨询发达的后世，想要学一点科考的真东西，是难之又难的。各书院、各大家的传承，都基于“本经”，有一套自己的“注解”阐述，也就是不同的“述朱”。

而审阅考卷的主审官只要一看文章内容，看到“述朱的理念思路”，考生的师承背景、家学渊源，就能猜出个大概来。这种“意识形态”的评判，就会成为科考录取最主要的参考！

所以，没有拜入名师、没有家学渊源，单靠四书五经“本经”的普通寒门，在大明是完全不可能成为进士的。哪怕文采再高，文章写的再好，不符合评判官的“意识形态”，那举人也就到顶了！…

至于朱熹的“性理”、“气理”之学，把事物分成物质的“气”与“质”，和高于物质的客观规律，“理”。有了这一套认知工具后，再研究解释方方面面的问题，从而给儒学来了个“大升级”。

这“理”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仅包含“客观规律”、包含“科学不变的部分”，还又把“人的道德”融入进去，包含了“精神变化的部分”。这样一来，“理”就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几乎有了宗教律令的味道，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备的事物逻辑与体系！

所谓“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从个人的“定心、诚意、修身”，到社会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能囊括其中。儒学的“礼法”，至此终于大成，能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眼下的礼法，明确了从生前到死后的所有秩序，强大至极，足以让所有的“一神教”，都自惭形秽、无能为力了…

“嗯…朱子之学，博大精深。思诚，你若真有好学之心，那未来圣人之道的前路，或许不仅仅止步于举人啊！…当然，我的学问，和黎公比起来，又自愧弗如了…”

听到施文德的“勤学”表态，布政使王哲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一次把手按在了《黎文僖公集》上。可惜，施文德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句“海贸是祸乱之源”的官方定调。

若是这样定调，那他施家的海上生意，眼下又该怎么处理？这日进斗金的海贸，总不能真的彻底放手吧？而若是放手，他施氏是攒够了银子，买够了田地，也得了个庇护的功名。哪怕没了海贸，也能安坐一方当个大地主。

可海上养的这两三百“水手”，又哪会乖乖散去？这些人，见多了快钱，拿惯了刀枪，又没有家小拖累，万一闹出什么乱子，还不是要算在他们头上？总不能把他们的脑袋，都“一股脑”交给官军吧？水手掉了脑袋倒是无所谓，可官军要是闻着味，一口咬上来，那施家还是得扒掉一层皮啊！…

想到这些两难的决断，施文德实在坐立难安。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脸上努力扬着笑，看着王哲的脸色，小心请教道。

“藩台…学生…学生曾听人说，南宋大兴海贸，百姓富足，税收充盈府库，故我大明亦可效仿…啊！此等必是歪理邪说，只是世人多愚昧，该如何批驳指点，使他们幡然醒悟呢？…”

闻言，布政使王哲深深看了一眼施文德。他垂下眼睑，沉吟片刻，淡淡开口道。

“对于宋人的评价，我大明士林中早有公论。思诚，你既然诚心请教，那我就看着你座师刘公的份上，稍稍指点你一二…”

“其一，宋之失地，贻患于边，唯贩舶之利，未能保疆卫国。其二，宋以商舶为国用，内政式微，贾人日益骄纵，政不可久。其三，宋人侈于舶来之物，习其淫奢，失中原风华…”

“而这三点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宋人失地，偏安一隅，渐失北地中原！海贸最盛的南宋，更是建都临安，完全不顾北地陷落的汉民死活！…”

“这，就是两宋与我皇明的最大差别！两宋先定都中原汴梁，后定都江南临安，商贸虽然繁盛，但对于国事无补，反而日渐势衰。而我皇明定都顺天府，天子守国门。长城边塞，辽东西北，才是我皇明经营的重中之重！”

“然而，北地贫瘠，生民多艰难，又有虏祸肆虐。我出生山西，自打记事起，年年都要备寇北虏。虏寇过处，向来人畜不留。正统十四年，瓦剌大军南侵，英宗御驾北征，更是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再后来，我任陕西布政使参政，在陕地主持备虏防务，又见到了西北的虏患…”

“北地战事连绵，又屯驻九边大军，粮食难以自给。江南的钱粮布帛，是必需得输送至边塞的，这样才能足粮足饷！因此，我皇明制定国策时，不仅仅只考虑江南，更要考虑大河以北，考虑陕、晋、辽的九边，考虑帝都的北直隶！这两京一十三省，可都是南北一体的…”

“为了平衡南北，太祖皇帝不仅规定了江南重税，还开创出了‘开中法’…这就是要以江南的钱粮布帛，支撑北地的边事！…”

说到这，布政使王哲眼神深邃。作为一位北地出身的进士，又在最贫穷的陕西，和最富庶的浙江先后主政。他比谁都更清楚。眼下大明的南北财富，究竟失衡到了何等的程度！可以说，浙江杭州一府产出的钱粮布帛，就要胜过陕西一省。

可自从明太宗定都顺天府后，大明就是以北方边地的经营为核心，以北直隶为“脑袋”，以辽东与甘陕为“双臂”。而江南之地的定位，就是“粮帛”的后勤输送地，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个“屁股”。

这个输送的“屁股”，就需得听“脑袋”的话，乖乖种田织布，交出钱粮布帛。江南不应该有太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更不能有太多的军队！否则，要权有权、要钱粮有钱粮、要军队有军队，那就直接培养出第二个“脑袋”来了！到了那时候，这第二个“脑袋”，还会乖乖当交钱纳粮的“屁股”吗？

若是和郑和下西洋时一样，大开海贸。南直隶建立千百条船、数万人的水师，经常大规模的出海…且不说消耗的南方钱粮，对北地边疆输送的影响。单是帝国的经济政治完全失衡，南重北轻，头重脚轻…这带来的政治架构问题，可就大了去了！难道，还要从北直隶，重新迁都回南直隶吗？！…

当然，这些南北失衡的政治考量，士大夫们，尤其是北方士大夫们虽然心里清楚，但并不好说得那么直白。而此刻，布政使王哲语气幽幽，一脸严肃地给出了论断，不容任何置疑。

“海贸一开，江南愈加富庶，北地愈显凋敝。而江南愈富，开中法就日渐败坏，输送到九边的粮食就越来越少。长此以往，边地必然苦等粮饷而不至，边事会就此败坏，甚至纷乱四起。到了那时候，北直隶又岂能安定？！…”

“这次，我巡视浙江，只见许多府县，都把良田改稻为桑，粮食产出也愈发减少。百姓逐利，不顾国家大体，实在让我忧虑难安！…”

“宋人以江南为根基，舍弃北地，这才大开海贸…而我朝以北方为根基，江南海贸一开，百姓奸猾逐利，倭番纷扰海上，必然遗祸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