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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这个记录即便是今日，都不曾被打破过，这其中的原由，军事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

徐朗点了点头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的中心，又称汴梁、汴京，为宋朝国都长达一百六十八年，历九帝，是当时着名的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中心，其繁荣程度，后世难以企及，宋神宗熙宁十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最高达到10。6亿贯文，即便南宋丢失半壁江山，国库财政收入竟也高达10亿贯文，这样的税收后世难以企及。熙宁年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宋代一石660公升约100市斤米，这么高的米价，只怕也之后宋人吃得起，这的确是个怪事？“

“怪事，军师严重了，其实一点都不怪，一来宋人疆土不广，耕种面积不大，在人多众多的情况下，实际生产出来的那些粮食根本不够，但妙就妙在宋人懂得经营自己的土地，据我所知，比起本朝，宋代的百姓显得要轻松的许多，与我朝的三十税一赋税相比，宋代的百姓赋税还要高一些，他们推行的租调制不外乎两种，所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朝廷的税户，这种依赖关系的减弱，使得百姓更加自有，与土地的依赖必然会减少，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从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他们可以不必拘泥与土地，可以从商，也可以重新当一个农户，但事实证明，他们更多的人选择了商业，纺织业，瓷器，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矿质、造船业哪一个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农业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这种多面选择，一方面固然让朝廷丧失了农业人口，可你不可否认，宋代的耕种面积太少，迫使百姓不得不另谋生路，而另一方面百姓退出农业上的束缚，从土地上解脱了出来，将其资本融入商业之中，为了生存他们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技术，开场更大的市场，所以宋代的疆域明明不足大明的一半，却创造了这个世间最辉煌的科技文化，最富裕的国库，即便是人满为患的百姓，也能吃得起660公升约100市斤的高价大米，农业手工业都科技很发达而且是贯穿始终。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唐代耕地为337万顷，宋代耕地472万余顷，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再看看我大明，赋税三十税一，不可谓不低，百姓的耕田足足比宋人多了一倍不止，可结果如何，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还是科技上都难以比肩宋代，你别忘了，大明是大一统的王朝，自洪武爷登基以来，便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将近七十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然而洪武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的，事到如今为大明辛辛苦苦耕种的百姓竟吃不起粮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笑话？“

“的确是个笑话？“徐朗叹了声道：”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永乐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这样的米价在宋代算不上贵，可偏偏我们大明的百姓竟吃不起？这着实让人费解的很？“

杨峥一笑道：“其实不难理解，刚才我已说过，是观念的问题？”

徐朗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杨峥的这说法，在他看来，百姓便是农户，农户耕种良田，想要获得好的收成，自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经营，要不然哪来的产量！没产量一家人吃什么，总不能吃黄土吧，所以大明的百姓为了获得更高更多的产量，将大半的精力束缚在土地上，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却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饱肚子的人，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没有深思过，可这毕竟是一个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题，始终找不到方向，直到杨峥与他的一番谈话，让他多少有些感悟，宋代疆土小，人口多，除了宋代在农业上的寻求技术的突破之外，更大的好处来自商业，如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着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四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这些在大明是看不到的，至少是眼下看不到，事实上在商业上获得得巨大成功，最直观最有效的说辞，就是来自宋朝的国库收入，大明自洪武登基如何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国库一直并不充盈，便是到国力强大的永乐一朝，国库也一直勉强能维持罢了，等永乐皇帝一死，继皇位的仁宗不得不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同时打击贪官来获取国库充盈，可即便如此，国库仍旧不够用，反而是宋朝，疆土不及明朝一半，常年战事不断，又是割地又是巨额的赔款，可即便是如此，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万贯文。

大明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一百多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可论富裕程度远远不如宋代，这种直观的感受，让徐朗心头困惑渐渐明朗，从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而大明经过洪武爷励精图治数十年所得的赋税200万两，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但宋代却是个特例，狭小的疆土，连年的战事，巨额的赔款，迫使宋代不得不将眼界放开，转向了商业与海外的贸易。